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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賽努奇博物館，今年9月9日至12月31日展出《華人藝術家在巴黎》展覽。 （作者提供） |
秋冬、巴黎。走在塞納河邊，寒風拂着沿岸的書檔。有許些都關上了，一色墨綠的帳蓬，如巨大的落葉，裏面蓋着許多古老的書籍，頁間懷夾着不知甚麽珍寶。就不禁想起遠遠的敦煌：鳴沙山，千佛洞，戈壁……常書鴻曾經流連在那一個書檔上？
近幾個月來，更會惹起這思絮了。因為在街頭，在地鐵站裏，在使人眼花撩亂的海報陣中，有一張特別吸引人：一個中國小女孩，烏墨短髮蓋着圓圓的紅臉蛋；黑珍珠似的瞳眸，肯定地看着世界；略厚的嘴唇緊閉，一臉倔强。土氣的藍線格子上衣反映着平樸的生活環境。筆法細緻而肯定。畫像很有個性。而畫後面蘊藏着的故事，更是感人：是常書鴻畫女兒沙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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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書鴻所繪的常沙娜畫像，成為是次展覽海報。 常沙娜也是國際知名敦煌學者、畫家， 曾任中央工藝美術學院院長。（作者提供） |
這個纖秀的江南女子，在楓橋鎮上長大。是常書鴻的表妹，因是養女，無血緣關係。他1904年在杭州出生，十九歲與她初見面便一見鍾情。當他開始在浙江省立工專任教時，便不顧家人反對，堅持退掉了父母早已為他定好的婚約，與陳芝秀在西子湖畔結婚。
1928年，婚後第三年，這位年輕畫家遠越重洋到歐洲追尋他的藝術夢。先是在法國中部里昂肄業，四年後進入巴黎高等美術學院。陳芝秀聰慧好學，這期間開始學習雕塑。而在短短數年間常書鴻的才華已如朝陽般升亮，一連數屆奪得具權威性的春季沙龍的金牌和銀牌獎。此外，夫妻倆非常活躍，參與創辦中國留法藝術學會，家中有如個小型沙龍。一對璧人，在友輩中最讓人羡慕。
1931年時女兒出生，取名沙娜；名中採了「沙」字，似乎竟是冥冥中與命運作了一個重要約會，他們會到大沙漠去。1934年他畫了《畫家家庭》（現藏於杭州浙江省博物館）。圖中一家三口，美滿溫馨。事業和家庭，都像一條康莊大道，待他踏足而上。
巧遇敦煌畫冊
而塞納河畔的徘徊，竟改變了一切。常書鴻無意在一個舊書攤上，翻閱到一本畫冊，上面許多甘肅敦煌的壁畫和彩塑圖片、仙佛、情景、人物……既宏麗又精緻，既奔放又細膩，是《敦煌圖錄》。這是法國探險家漢學家伯希和在1908年到敦煌考察時，拍攝的大量石窟圖片滙集而成的畫冊。這是常書鴻第一次聽到敦煌的名字，使他震憾不已。北魏到大唐的精魂，潛伏在書中，在遙遠異國的河邊終於等到有緣人相會。他在書檔上翻閱得愛不釋手，但是買不起。終於書檔主人告訴他可以去專藏亞洲文物的吉美博物館看原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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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書鴻全家福， 常書鴻（右） 和陳芝秀結婚後育有兩個孩子， 常沙娜（中間站立） 和常嘉陵。 （ 資料圖片） |
妻子已習慣了法國生活，本不願就此離開，但終被他說服。1936年9月，他先回去，擔任國立北平藝術專校教授。
他回國不久，盧溝橋事變便發生了。翌年陳芝秀從巴黎攜女歸來，猶未及訴離情，常書鴻便攜眷隨校輾轉南遷。中途經貴陽，這天，陳芝秀與女兒獨自在旅館中，遇到一場大轟炸，死裏逃生。常沙娜憶述：「甚麼都炸光了，那怎麼辦呢？在附近有個天主教堂，在那裏安頓了一個月。在這個階段，把我母親的這個心重新穩定下來，成了一個非常虔誠的天主教徒。」
一生都獻給敦煌
1941年夏天，這一家終於暫時結束了顛沛流離，在重慶安頓下來。這時，他們的兒子嘉陵誕生了，一家人其樂融融。可是常書鴻魂牽夢縈着敦煌！第二年，機會終於來了：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的提案獲得通過，在徐悲鴻與梁思成的大力推薦下，于右任正式聘請常書鴻為副所長。他美夢成真的時候，便是她惡夢的開始。據常沙娜憶述：「我印象裏頭，在法國他們沒吵過架，一路上逃難也顧不上吵架，大家是互相照顧啊，安撫啊什麽的，後來到了重慶就為了去敦煌，就開始了。去不去就開始吵。剛剛安定下來你又要折騰，你要去你去吧，我不去了，沙娜要上學，嘉陵剛出生，後來我父親說，好，你不去也可以，我先去。」
1943年春節剛過，常書鴻帶領五名成員，從蘭州出發，歷經個多月的長途跋涉，最終到達敦煌。梁思成曾對他說：「你應該去，我們支持你去，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這個，你要去你就終身到那裏去，就是終身，一生都要獻給敦煌。」常書鴻不但知道，更是夢寐以求這一輩子的皈依，連作畫家的理想都肯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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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常書鴻（右）和夫人李承仙在敦煌， 時為1979 年（資料圖片） |
那時敦煌是一遍荒破，莫高窟的保護工作極為艱苦，就靠這份無私的奉獻精神支持下來。但在這荒蕪的沙漠上生活，他愈來愈想念妻子，一封封家書催促她來敦煌團聚。大半年後她終於妥協了。常沙娜憶述：「我媽帶了一身的委屈，勉强地走了。」
這個纖雅的江南少婦，跟敦煌粗獷艱苛的生活環境格格不入。葉文玲（《大鴻飛天——常書鴻傳》作者）說：「所以這種生活巨大的落差，造成了陳芝秀很長一段心理上的一種不適應。」起初陳芝秀依然盡着妻子的本分，在那間土房裏持家理務。初進莫高窟，她同樣被那些精宏的彩色造像和壁畫震撼了，並開始拿起雕塑刀。但這些都不足以教她接受這荒涼的環境和艱苦的生活。而且，沙娜和蕭默（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員）都分別指出：「作為一個虔誠的天主教徒，她很難投入佛教藝術。」
而這段時期，政府應允的經費遲遲未到，工作遇到很大的阻礙，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使常書鴻的脾氣變得很暴躁。吵架成為家常便飯，家中氣氛像個戰場。
在這情況下，1945年初來了一個新的總務主任趙忠清，正是陳芝秀楓橋鎮的同鄉。在荒遠邊陲，難免特感親切，兩人的感情竟暗中大度進展。不久，她託詞去蘭州檢查身體，與趙私奔。當常書鴻發現了真相時，震驚不已，策馬狂追，終於昏倒在戈壁灘上。幸好被人救起，經過三天的搶救，才得以保住性命。
恩愛夫妻成陌路
從西子湖邊到塞納河畔那段如詩的故事，在大漠風沙中碎為塵埃。二十年的恩愛夫妻成為陌路人。十四歲的沙娜停止了在酒泉中學的學業，回來代替母親照顧小弟，並全面投入學習臨摹壁畫，三人心中定都充滿怨恨。
天公並不寬待回到江南的陳芝秀。幸福時光短暫，解放後趙被劃判為反動分子琅璫入獄，她亦被戴上反動軍官家屬的帽子，生活艱難。然後趙在獄中去世，她改嫁一個工人，生下一子，生活更窘苦了，靠替人洗衣，當傭人找生計，晚境淒涼。巴黎那個優雅的女雕刻家和沙龍女主人在命運的泥沼中沉失了。
除了被世人唾恥為負情寡義，貪圖安逸，最可哀的是，親生兒女都不肯原諒她。嘉陵拒絕跟她見面，他受的傷害太深了。沙娜倒是跟她見過一次，更在經濟上給母親提供幫助，陳芝秀在給女兒的一封信中寫下了這樣句話「一失足成千古恨」。
陳芝秀離去後，常書鴻絕口不再提前妻。1947年9月，他與學生李承仙結婚，婚後育有兩子。他倆志同道合，甘苦與共地為敦煌這曠世奇寶立了無可估量的豐功，似乎也可成仙成佛了。
陳芝秀在七十五歲時去世，常書鴻聽到消息也只是一陣愕然，平淡地問了兩句。直到在自傳回憶錄《九十春秋》中，她離他四十八年後，才寫下了這樣一段文字：「怨恨之後，又感到自己心頭襲來的一陣自我譴責。是啊！我沒有重視她的思想情緒。這一切都是我過去所忽視的。」終於也有一句體諒話。
這天參觀者不多，展覧廳很寧靜，幽暗的場地中柔亮的照明燈投在畫上，如從陰沉的歲月長河中浮出了兩片凝定了的時光水晶。
《病婦》這張畫使我愈看愈感觸不已。他的筆觸溫柔：她雙頰發燒得緋紅，若現嬌美，嘴兒微張，眸子疲倦卻仍是晶瑩。畫的是病人，但畫面仍是呈着安祥的氣氛。是的，雖抱恙，她仍在幸福中。這段時期，相信是她一生中最美好的日子。那時她怎會預料到，前面等待她的只有無情的流沙陣。
陳芝秀下半生有如零落的殘芝。就算她的移情別戀或可得到別人諒解，但拋下作母親的責任則恐怕難為世人所容。其實她最大的「缺點」是：她只是一個平凡的女子，而非一個堅強的偉人。她有自己的限度，未能為配偶的偉業奉獻自己。她基本的「致命傷」是她並非一個「敦煌癡人」。她錯過了一場偉大的文化使命，她錯過了丈夫和兩個孩子的愛。在生命這場狡猾的賭博中，她輸得徹底。
再看四歲小女孩的畫像，那小圓臉上，沒有普通孩子傻乎乎的憨笑，而是一臉倔強，彷彿預感到曲折的前途，要無比的勇氣與毅力才能闖前。她成功了，她的成就璀璨。
沙娜在十四歲時便隨着研究隊，攀上「蜈蚣梯」到各窟中臨摹壁畫。勤敏加天分，敦煌古遠的靈氣沁透了她。之後她遠赴波士頓研習西方藝術。回國後致力於設計藝術的發展，中西並合，大膽地將敦煌宏麗大氣的線條，唐代流行的藻井圖案，卷草紋樣等運用到現代設計中。更是眼光寬遠，面向世界，成績斐然，培育出一代又一代的設計家。
聽說沙娜對母親很冷漠，不過她從沒斷過給母親接濟。相信她受的傷太深，無法完全原諒，但這表面的冷漠下是有情有義。亦聽說，她其實原諒了母親，曾說：「對一個江南大家閨秀，對一位從法國求學歸來的女雕塑家來說，當年能在莫高窟裏堅持近兩年已經很不錯了……」
今天，在巴黎一個幽美的大花園邊，這座宏俊古宅式博物館裏，兩母女回到七十多年前，在牆上重逢。她倆相鄰相近，又各在自己框中，永不能再相觸。四人有緣成為一家子，卻相互傷害至此。其實各有自己苦衷，誰都沒有完全錯。人間愛恨纏綿之複雜，比敦煌數百窟有過之而無不及。
塞納河畔，寒風吹得書檔帳篷拍拍，像不規則的心跳。風聲間，彷彿有絲絲嘆息來自東方遠處的沙漠。敦煌無數的故事中，有這哀怨無奈的一段。
文：綠騎士
旅法華人作家、畫家
備註：常書鴻（1904—1994），滿族，生於浙江杭州，自稱「敦煌癡人」。他是中國第一代敦煌學家，一生致力於敦煌的研究和保護，被國人尊稱為「敦煌的守護神」。曾任全國人大代表、敦煌文物研究所所長、甘肅省文化局副局長、國家文物局顧問等職，並為多所大學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