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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斯 |
整理：鄭政恆
編按：也斯、葉輝和鄭政恆編輯的《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已經由明報月刊出版社和星加坡青年書局出版，此書收集了1949年至2007年多位作家的短篇小說，本刊選登了三位編者，關於香港過去近60年的短篇小說發展史的對談，對談梳理了小說發展脈絡，並引申出其中的文化意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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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輝 |
五十年代﹕結合內地移民文化
好了，我們從香港短篇小說的特色和發展談起吧。1949年以後，本地的作者結合了大量從內地移居香港的文化人，在雅俗並存的報刊發表作品。中國古典文學、民初以來的通俗及現代文學、西方翻譯作品，都成為五十年代作者的營養，也開展了此地獨有的中文文學發展。香港作者有藝術追求，又關注到歷史、社會生活不同層面，以之為題材。我們以秦牧的《情書》為卷首第一篇，因為它印證了粵港文學的互動關係，作品以書信為體裁，敍事上涉及民生多艱，但在「寫信佬」筆下卻把現實簡化了，這提醒我們書寫與現實的複雜關係，引人再思。另外，我也留意到名報人周石的《龍伯》，我們沒選他另一名作《刺客》，選了觸及兩代溝通的《龍伯》，也有書信文體，可與《情書》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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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政恆 |
香港小說既吸收豐富的傳統文化典籍，也繼承五四小說中寫實與現代筆法。侶倫、曹聚仁、舒巷城、海辛、阮朗、金依、羅琅等，以及環繞《文匯報》、《大公報》、《新晚報》、《文藝世紀》的作者，比較注重刻劃都市現實，親近普羅大眾。
而在另一方面，從1956年創刊的《文藝新潮》、1959年創辦的《新思潮》、六十年代初劉以鬯主編的《香港時報．淺水灣》，以及稍後1963年創刊的《好望角》，都着力推動現代主義文學。馬朗、劉以鬯明顯繼承四十年代上海的現代文風、李維陵、王無邪、葉維廉、崑南、盧因等人在五十年代開始探索現代主義的寫作，有得有失。
葉輝：舒巷城《鯉魚門的霧》是很有香港本土特色的「鄉土小說」，但它涉及的原鄉精神並不是固定的，而是以「遊」的抒情貫串全篇，當中有人物、視點、場景的流動性，或可稱為流動的地方書寫，梁大貴少小離家，十五年後回到他成長之地筲箕灣，電車站、東大街、天后廟、碼頭、歌謠，以及貫串全篇的霧之聚散，既緊貼又游離於地方與心象的內與外。馬朗《太陽下的街》以1956年九龍暴動為敍事場景，但敍事者的角度介乎警察與暴亂者之間，穿插於現象與心象，也是入乎內而出乎外。《太陽下的街》可與蔡炎培《鎖鑰》，以及劉以鬯的《動亂》（本書並無編選此篇）的六七暴動書寫，作互文參照，兩者都是「不在」之「在」──《鎖鑰》通篇不在暴動現場，只以其時動盪的社會氣氛言情述懷，《動亂》則在事後無人的現場，透過移動的鏡頭作出「物化」的憶述，各有藝術特色；這些小說俱不是以政治觀點介入現場紀事，倒是與社會動盪的實况既保持距離，卻絕非置身事外。
也斯：《太陽下的街》中的警察不是權威，這反映了小說與現實之間的關係，有時是若即若離，置身現實處境中作者會有反思。小說是從香港當時特殊的時空激發出來，在題材或表現方法上都有所突破。
鄭政恆：我留意到五十年代香港短篇小說對現實的觀察和呈現，有的如《鯉魚門的霧》般抒情，以霧景來渲染梁大貴沉重的記憶，他重回舊地，但身分模糊了，只能迷惘地說一句「我是剛來的」。另一方面，抒情語調在桑簡流筆下卻成為大歷史敍述中的有機組合，如此建構出充滿個人特色的夢幻氣氛。
馬朗《太陽下的街》和盧因的《拉撒路》都有現代主義特色，表達手法在當時香港文壇是屬於比較現代的，甚至是精英的，但馬朗和盧因都不脫離現實環境，更關懷小人物面對的問題，捕捉他們的心態和語言。
李維陵的《荊棘》和馬朗《太陽下的街》都原刊於《文藝新潮》。《荊棘》以「我」的五十則筆記寫下現代知識分子「他」的優秀，以及「他」面對現實的無力感。「他」有過人的頭腦和才華，夢想着一個新世界的理想圖樣，但「他」未能解決現實中，父與子的矛盾衝突。《荊棘》體現了現代知識分子的悲哀，思想與現實難以調解的落差。燃燒的荊棘這個意象本來反映出他的自負和驕傲，後來則是喻指他靈魂的焦灼。
六十年代﹕塑造新的香港文化
也斯：六十年代的現代主義寫更成熟了，戰後嬰兒潮一代長大，青年人對西方流行文化的引入持開放態度，他們不單關注普及文化，更一步步塑造新的香港社會文化。劉以鬯是先行者，亦為日後的年輕作者提供園地，他刊於《香港時報．淺水灣》的《一個副刊編輯的白日夢》極有意思，這短篇有意象氣氛的渲染，結合詩與小說、敍事與意象的做法，預示了日後《酒徒》等現代主義小說實踐。要在墨守成規的報館中引進現代文學的想像，是編輯劉以鬯的夢想，也是他在《香港時報．淺水灣》版面上推廣的風氣。這同時也正是小說家劉以鬯在這篇近乎後設小說中發揮的題材。《香港時報．淺水灣》和《好望角》除了刊載外國現代主義小說作品和評論，也影響了台灣，是當時香港和台灣作家密切交流的平台。王敬羲、蔡炎培、葉維廉、戴天、張振翱、黃德偉都在台灣留學，王敬羲的《康同的歸來》寫得早，已有心理小說的特色。
葉輝：三十年代出生、在本港成長的一代人如崑南、蔡炎培、西西、盧因等，一方面吸取西方文藝思潮，另一方面也逐漸對香港作為家園的本土觀念多所省思，再不像五十年代的南來者那樣迷戀故國了。
鄭政恆：女性與家庭的主題，在六十年代的短篇小說中實在重要。西西的《家族日誌》原刊《中國學生周報》，她就用充滿電影感的手法，多角度地處理工作的問題與家庭的關係，現代的筆法落實於深刻的人際感情。鄭慧的《走出象牙塔》則從女性走出家庭的象牙塔出發，帶出女性自我身分的聲音。另外，黃思騁的《青出於藍》以諷刺幽默的筆觸呈現了嚴肅文藝與流行文藝的分野，小說中的太太青出於藍，在流行小說主導的文學場域中壓倒了相信文以載道的丈夫，後來丈夫做了太太的助手，兒女做了代筆，如此可笑的處境呈現了香港文壇的一種不平衡面貌。
六七是分水嶺
也斯：六七暴動是分水嶺，之後政府嘗試面對民生問題，改善教育和居住狀況。七十年代是戰後出生的青年成長階段，在影視和文學小說方面的表現趨向本土化，這一代人辦了許多仝人雜誌，有《海報》、《詩風》、《四季》、《大拇指》、《70年代》雙周刊、《格》、《拾日刊》、《小說散文》等。
另外，資歷和規模較大的《中國學生周報》、《文林》、《象牙塔外》、《知識份子》及報章副刊也容納創作。新一代要走自己的路，既吸收西方文學的現代手法，同時用以關注香港生活，作品有內斂的思考和表達，政治上，則不限於表達示威，又從文化角度關注社會公共生活。
也斯：過去談到七十年代的本土化以為只限於寫本土題材。我自己不揀常被列入選集的《李大嬸的袋表》而選《玉杯》，是想就香港與中國關係提出不同思考。當時是1976年，毛澤東去世，文革結束，這種寫法跟大陸的傷痕文學或者台灣改編《假如我是真的》電影不同。我想對絕對權力的反思也可從神話寓言引伸。
（篇幅所限，文章略有刪節。）
也斯，本名梁秉鈞，詩人、作家及文學研究學者，現任香港嶺南大學比較文學講座教授。先後在香港大學、嶺南及海外各大學教授比較文學、文學與電影等。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及香港藝術發展局年度藝術家獎。近著小說《後殖民食物與愛情》及散文集《人間滋味》。
葉輝，現為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顧問、浸會大學人文學科顧問。近著有散文集《最薄的黑 最厚的白——給石頭的情書》、《昧旦書》、《曬書記》、《食物與愛情的詠嘆調》，文學評論集《Metaxy：中間詩學的誕生》。
鄭政恆，香港電影評論學會秘書，現職於嶺南大學人文學科研究中心。詩集《記憶前書》曾獲中文文學雙年獎，合編有《香港文學的傳承與轉化》、《香港當代作家作品合集選．小說卷》、《香港文學與電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