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名作家徐訏先生早年在大陸生的女兒葛原，不為徐家所認同，在羅孚的大力幫助下，終可在徐訏逝世時來香港奔葬，卻被拒諸門外……
我和羅孚伯伯接觸是在1981年。 我之所以有機會得以接觸到他，則要從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說起。那一年秋，我從大陸去香港，與分別三十年的父親徐訏團聚。不料父親此時身患絕症，在醫院已處於彌留之際。我被拒之家門外，無處容身，多次幾乎流落街頭。十來天後，父親故世，我欲去參加追悼會，又幾遭拒阻。回大陸後，我父親的朋友郁風與黃苗子知道了我在港的遭遇，介紹我在父親逝世一周年時寫篇紀念文章寄到《新晚報》的羅伯伯那裏。直到此時我才聽說「羅孚」這個名字。文章登出後，羅伯伯寫了封信給我，問我稿費如何處理。我家中原先保存的父親作品都在文革抄家中被沒收了，所以就請他用稿費買兩本父親的遺著。信寄出之後一直沒有回音，開始我還有所期盼，繼而我有些失望，後來我也就把這事忘了。因為香港的那次探親，那邊所謂的體面人給了我太大的打擊，我受盡欺辱，使我對那裏的人與事已失去了信任。更何況文章能登出就不錯，稿費的事並不重要了。
幾年之後我忽然接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具名史林安的來信。我很納悶，我可不認識這個人啊。拆開信，從內容上我才揣摩出那好像是《新晚報》的羅孚伯伯寫的。因為信裏提到了我多年前的那筆稿費，他要將它匯給我。哦，原來他是要完成那一年未完成的工作！然而為何事隔多年？為何是史林安？為何不在香港卻在北京？……我有疑問，但卻無法知曉。不久錢匯來了，似乎比預想的要多。
過了段時間，羅伯伯趁中央開兩會的機會，托赴會的柯靈先生將一本《徐訏紀念文集》帶回上海轉交我。從柯靈先生那裏，我得知史林安果然就是羅孚，還似乎隱約感到那些年他遇到了些意外與變故，我不便打聽。讓我感動的是，以羅伯伯的當年職務，他手上不知經歷過多少大筆的稿酬往來。可在如此的情況下，他還仍舊惦記着那沒有來得及給我的區區一篇短文的稿費，並且一俟情況容許就立即匯來。而那本父親的紀念文集，對我這個被邊緣化了的親屬來說還是第一次見到。就這樣我與羅孚伯伯有了信函往來。
通信中我流露出希望購買一套七十年代台灣出版的《徐訏全集》。我不知道，其實那套書因出版了多年，已很難買到，更難湊齊。為了實現我的心願，一些日子後，羅伯伯在家人的幫助下四處尋覓到，並設法帶給我，可蹊蹺的是我卻一直沒能收到，原來該書在中途被遺失了。羅伯伯得知此事，便再次托人淘得、再請來上海的朋友交到我的手裏。當我要還他錢時，他則說是送我的，無論如何不肯收受。拿着這套書，想到書裏凝集着我父親的心血，書外包含了羅伯伯所付出的努力，更覺彌足珍貴。
再說我那篇登在《新晚報》上的紀念短文，儘管已經盡量避免涉及到家庭的敏感問題了，但還是讓一些人覺得不舒服。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有我這個人出現。於是他們就找機會否認事實，歪曲事實。我一介大陸普通百姓，一是沒有消息管道，對他們的言行我難以知曉；二是即使知曉我也沒有可以澄清的場合；三是當年目擊我遭遇的大多是默默無聞的草根一族，外人不可能會為這與己無關的事實真相到底層去向他們瞭解。而個別知情者又懷有這樣那樣的顧慮而失語。出於那時港人對內地居民尚存有戒備和猜疑，我覺得自己有口無處辯白，只能獨自忍受着冤屈，我甚至不再相信這個世界還有正義和公道！
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其實還是有主持正義的人站出來的。這位主持正義的人便是羅伯伯。他回到香港後，在文章中，多次寫到我那年去港的不幸遭遇；在同友人與一些來訪者的談話中也不時會談到我那年無奈的處境。羅伯伯在《徐訏的女兒和文章》一文中披露了這樣一樁往事：
這是1979年的事。大約是在這個時候，他（指徐訏）向我提出了一件私事，問能不能幫忙。他希望把他在上海的女兒葛原接到香港來團聚。我答應他試一試就把情況向上級反映，從此就沒有下文。他告訴我，申請早已進行，只是批准看來不易。像這種情況是有困難的吧。孩子生下來不久他就來了香港，幾十年不見，已經成人了。人老了，很想看看她長成了什麼樣子，也想盡盡為人父的責任，培養她成材。
也就是在這時我才知道我同父親的團聚其實還有可能是他所促成。正因為此，他關注着我的香港之行，並通過熟人，聽到我在那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徐訏也是三毛之父》一文中他又重提此事：
我在葛原到港探父這件事上，略略盡了一點聯繫之力，後來聽人說，她勉強得到同意參加葬禮後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回上海去了。不是上海那邊追着她回去，而是香港有人甚至不希望她多留一天……
他為我而鳴不平，寫道：
徐訏，訏是宏大、和樂。想起葛原，我總是想訏。
從事新聞工作的李懷宇先生採訪他時，談起我父親，他又說：
他（指徐訏）這裏的太太和兒女不接受這個女兒，而且不讓她參加葬禮，也不讓她到家裏去住，弄得這個女兒很糟糕，只好又讓她回上海去了。
通過他的言談，有些偏信的人終於不得不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偏見。
不僅如此，羅伯伯還請來滬的朋友到我家看望我與母親，給孤寂的我們帶來了不少溫暖。當他得知我們家的情況以及遇到急事，又數次托人帶來錢款賙濟我們；還會捎上月餅與巧克力等禮物。對他給予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心中充滿感激。
1993年羅伯伯來上海，特地來看我們，直到這時我和母親才終於第一次見到了他：一位慈祥溫厚的長者。我們不知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只能請吳昌碩的長孫吳長鄴先生畫了一幅老少年（《雁來紅》）略表心意。我們沒能盡地主之誼，倒是他請了我們一頓極豐盛的晚餐。
2003年，為了還原真相，不善動筆的我把自己去港見父親的坎坷經歷寫成《殘月孤星》一書，羅伯伯欣然應允以《葛原和她父親徐訏》一文為書作序。書出版後，我又遭到了誹謗和詆毀，在某些人所製造的輿論誤導下，個別不瞭解那個時代歷史的、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輕人對我書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然而，正像陳子善先生所說（大意）：「你可以不去理會他們雙方的言語。你應該去讀讀羅孚先生的文章。」是的，我相信，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孰實孰虛，有羅伯伯的文章在，作為治學嚴謹的學者一定會通過分析研究，做出正確的判斷，得出正確的結論。
羅伯伯多年來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無以報答，心中一直非常不安。生活有所穩定了，我們曾經拿一點錢還給他。不料當我把它交到羅伯伯手裏時，他堅決否認曾送過錢，堅決推辭。我好不容易放在他寓所裏了，他又委託朋友迢迢千里送還到我家。
如今雖然羅伯伯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不忘對我們的關心。去年上海發生了「11.15」的火災事件。羅伯伯得知後便向朋友問起我們的情況，是否受到波及。讓我不勝感動。
我與羅伯伯的接觸不多，但在與他接觸中發生的點點滴滴，無不讓我看到他高尚的人格。能認識羅伯伯，是我的榮幸，更是我的幸運。而今羅伯伯九十壽誕，我衷心地祝願他健康、快樂、長壽！
文﹕葛原
葛原附記：我生於1950年。原名徐患中，父親起此名意為「生於患難，死於安樂」。搬家重報戶口時，戶籍警察認為解放了不該採用此名，即更為「原」，後又不得已隨母姓「葛」。一生中只與父親相處過兩次，總共不過七十天。前一次是我出生之時，後一次是父親彌留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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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訏是著名作家、教授，北大心理學碩士，曾留學法 國，1950 年赴港定居，1980年病故。（資料圖片） |
我和羅孚伯伯接觸是在1981年。 我之所以有機會得以接觸到他，則要從前一年（也就是1980年）說起。那一年秋，我從大陸去香港，與分別三十年的父親徐訏團聚。不料父親此時身患絕症，在醫院已處於彌留之際。我被拒之家門外，無處容身，多次幾乎流落街頭。十來天後，父親故世，我欲去參加追悼會，又幾遭拒阻。回大陸後，我父親的朋友郁風與黃苗子知道了我在港的遭遇，介紹我在父親逝世一周年時寫篇紀念文章寄到《新晚報》的羅伯伯那裏。直到此時我才聽說「羅孚」這個名字。文章登出後，羅伯伯寫了封信給我，問我稿費如何處理。我家中原先保存的父親作品都在文革抄家中被沒收了，所以就請他用稿費買兩本父親的遺著。信寄出之後一直沒有回音，開始我還有所期盼，繼而我有些失望，後來我也就把這事忘了。因為香港的那次探親，那邊所謂的體面人給了我太大的打擊，我受盡欺辱，使我對那裏的人與事已失去了信任。更何況文章能登出就不錯，稿費的事並不重要了。
幾年之後我忽然接到一封從北京寄來的具名史林安的來信。我很納悶，我可不認識這個人啊。拆開信，從內容上我才揣摩出那好像是《新晚報》的羅孚伯伯寫的。因為信裏提到了我多年前的那筆稿費，他要將它匯給我。哦，原來他是要完成那一年未完成的工作！然而為何事隔多年？為何是史林安？為何不在香港卻在北京？……我有疑問，但卻無法知曉。不久錢匯來了，似乎比預想的要多。
過了段時間，羅伯伯趁中央開兩會的機會，托赴會的柯靈先生將一本《徐訏紀念文集》帶回上海轉交我。從柯靈先生那裏，我得知史林安果然就是羅孚，還似乎隱約感到那些年他遇到了些意外與變故，我不便打聽。讓我感動的是，以羅伯伯的當年職務，他手上不知經歷過多少大筆的稿酬往來。可在如此的情況下，他還仍舊惦記着那沒有來得及給我的區區一篇短文的稿費，並且一俟情況容許就立即匯來。而那本父親的紀念文集，對我這個被邊緣化了的親屬來說還是第一次見到。就這樣我與羅孚伯伯有了信函往來。
通信中我流露出希望購買一套七十年代台灣出版的《徐訏全集》。我不知道，其實那套書因出版了多年，已很難買到，更難湊齊。為了實現我的心願，一些日子後，羅伯伯在家人的幫助下四處尋覓到，並設法帶給我，可蹊蹺的是我卻一直沒能收到，原來該書在中途被遺失了。羅伯伯得知此事，便再次托人淘得、再請來上海的朋友交到我的手裏。當我要還他錢時，他則說是送我的，無論如何不肯收受。拿着這套書，想到書裏凝集着我父親的心血，書外包含了羅伯伯所付出的努力，更覺彌足珍貴。
再說我那篇登在《新晚報》上的紀念短文，儘管已經盡量避免涉及到家庭的敏感問題了，但還是讓一些人覺得不舒服。因為他們根本就不希望有我這個人出現。於是他們就找機會否認事實，歪曲事實。我一介大陸普通百姓，一是沒有消息管道，對他們的言行我難以知曉；二是即使知曉我也沒有可以澄清的場合；三是當年目擊我遭遇的大多是默默無聞的草根一族，外人不可能會為這與己無關的事實真相到底層去向他們瞭解。而個別知情者又懷有這樣那樣的顧慮而失語。出於那時港人對內地居民尚存有戒備和猜疑，我覺得自己有口無處辯白，只能獨自忍受着冤屈，我甚至不再相信這個世界還有正義和公道！
許多年之後我才知道，其實還是有主持正義的人站出來的。這位主持正義的人便是羅伯伯。他回到香港後，在文章中，多次寫到我那年去港的不幸遭遇；在同友人與一些來訪者的談話中也不時會談到我那年無奈的處境。羅伯伯在《徐訏的女兒和文章》一文中披露了這樣一樁往事：
這是1979年的事。大約是在這個時候，他（指徐訏）向我提出了一件私事，問能不能幫忙。他希望把他在上海的女兒葛原接到香港來團聚。我答應他試一試就把情況向上級反映，從此就沒有下文。他告訴我，申請早已進行，只是批准看來不易。像這種情況是有困難的吧。孩子生下來不久他就來了香港，幾十年不見，已經成人了。人老了，很想看看她長成了什麼樣子，也想盡盡為人父的責任，培養她成材。
也就是在這時我才知道我同父親的團聚其實還有可能是他所促成。正因為此，他關注着我的香港之行，並通過熟人，聽到我在那裏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在《徐訏也是三毛之父》一文中他又重提此事：
我在葛原到港探父這件事上，略略盡了一點聯繫之力，後來聽人說，她勉強得到同意參加葬禮後就不得不匆匆忙忙回上海去了。不是上海那邊追着她回去，而是香港有人甚至不希望她多留一天……
他為我而鳴不平，寫道：
徐訏，訏是宏大、和樂。想起葛原，我總是想訏。
從事新聞工作的李懷宇先生採訪他時，談起我父親，他又說：
他（指徐訏）這裏的太太和兒女不接受這個女兒，而且不讓她參加葬禮，也不讓她到家裏去住，弄得這個女兒很糟糕，只好又讓她回上海去了。
通過他的言談，有些偏信的人終於不得不否定了自己以前的偏見。
不僅如此，羅伯伯還請來滬的朋友到我家看望我與母親，給孤寂的我們帶來了不少溫暖。當他得知我們家的情況以及遇到急事，又數次托人帶來錢款賙濟我們；還會捎上月餅與巧克力等禮物。對他給予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心中充滿感激。
1993年羅伯伯來上海，特地來看我們，直到這時我和母親才終於第一次見到了他：一位慈祥溫厚的長者。我們不知該如何表達自己的感激之情。只能請吳昌碩的長孫吳長鄴先生畫了一幅老少年（《雁來紅》）略表心意。我們沒能盡地主之誼，倒是他請了我們一頓極豐盛的晚餐。
2003年，為了還原真相，不善動筆的我把自己去港見父親的坎坷經歷寫成《殘月孤星》一書，羅伯伯欣然應允以《葛原和她父親徐訏》一文為書作序。書出版後，我又遭到了誹謗和詆毀，在某些人所製造的輿論誤導下，個別不瞭解那個時代歷史的、缺乏分析能力的年輕人對我書的真實性產生了懷疑。然而，正像陳子善先生所說（大意）：「你可以不去理會他們雙方的言語。你應該去讀讀羅孚先生的文章。」是的，我相信，孰是孰非、孰真孰假、孰實孰虛，有羅伯伯的文章在，作為治學嚴謹的學者一定會通過分析研究，做出正確的判斷，得出正確的結論。
羅伯伯多年來對我們的關心和幫助，我們無以報答，心中一直非常不安。生活有所穩定了，我們曾經拿一點錢還給他。不料當我把它交到羅伯伯手裏時，他堅決否認曾送過錢，堅決推辭。我好不容易放在他寓所裏了，他又委託朋友迢迢千里送還到我家。
如今雖然羅伯伯年事已高，但他仍然不忘對我們的關心。去年上海發生了「11.15」的火災事件。羅伯伯得知後便向朋友問起我們的情況，是否受到波及。讓我不勝感動。
我與羅伯伯的接觸不多，但在與他接觸中發生的點點滴滴，無不讓我看到他高尚的人格。能認識羅伯伯，是我的榮幸，更是我的幸運。而今羅伯伯九十壽誕，我衷心地祝願他健康、快樂、長壽！
文﹕葛原
葛原附記：我生於1950年。原名徐患中，父親起此名意為「生於患難，死於安樂」。搬家重報戶口時，戶籍警察認為解放了不該採用此名，即更為「原」，後又不得已隨母姓「葛」。一生中只與父親相處過兩次，總共不過七十天。前一次是我出生之時，後一次是父親彌留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