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詒瑞:「不為物移,不為己憂」——紀惲逸群先生逝世33周年

惲逸群(左)在《解放日報》辦公室與同事談話(資料圖片)

前年回北大演出,與在京的上海位育中學老同學聚會,見到了分別五十多年的初中同學惲君惕。他贈我一本外觀已很殘舊的書,是1986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惲逸群文集》。他說,這本書記載了他父親的一生和所寫的文章,現存已經不多,讓我讀完後可轉贈給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或其他有關機構保存。

原來他的父親就是上世紀五十年代初上海《解放日報》社長惲逸群先生!

說到惲逸群,但凡熟悉中國新聞工作歷史的文化人肯定知道,這是一位傑出的、優秀的新聞工作者,曾為新中國的新聞事業作出了極大貢獻。他還是一位傑出的革命活動家和政論家,學識淵博、才華溢人。但他一生坎坷,備受挫折。

惲逸群《蔣黨真相》一書封面,
用筆名翊勳發表。(資料圖片)
惲先生於1905年1月24日出生於江蘇省今之常州市,1926年7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在江蘇一帶建立和發展黨組織,推動各項社會改革。「四‧一二」事變後,他變賣家中田產創辦逸仙中學作為黨的地下據點,不久被國民黨逮捕押送南京,幸得親友營救出獄。1932年8月,惲逸群投身上海新聞界當記者,以記者身分掩護,參加黨的地下情報系統工作。他先後擔任上海《立報》主筆、香港《生活日報》、《生活星期刊》(鄒韜奮主辦)編輯。日本侵略迫在眉睫,他和馬相伯、沈鈞儒、陶行知、鄒韜奮等著名愛國人士聯名發起成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四處奔走,推動新聞文化界展開抗日救亡運動。

反擊漢奸言論 險被暗殺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後,局勢錯綜複雜,人心惶惶,輿論界一片悲觀論調。惲逸群先生連續在《立報》寫下幾篇評論,毅然提出論斷:西安事變有和平解決的可能,中國絕不會成為「西班牙第二」!這些獨具慧眼的文章對穩定人心、鼓舞抗日情緒起了極大作用,這一預見不久即為事件的發展所證明。從此《立報》評論被認為是輿論界的權威而受到外國報刊的重視,惲先生被譽為輿論界的「彗星」。

抗戰開始後,惲逸群先生針對複雜的政治軍事形勢,寫了很多評論文章,對一系列重大問題提出鮮明見解。上海淪陷後,進步報刊紛紛停閉,惲先生奉命留在敵後,他置個人安危於度外,在極端艱難危險的環境中日夜堅持工作。當年全國報刊上第一篇聲討漢奸汪精衛的檄文〈異哉汪精衛之言〉就是他發表在《導報》上的,淋漓盡致地揭露了汪的漢奸嘴臉。

他的尖銳鋒利的文章刺痛了敵人,日偽特務把他列入暗殺名單前列。1939年6月,黨組織通知他轉移香港,主持國際新聞社香港分社工作,兼任《二十世紀》雜誌編輯。他寫了大量文章,把中國的抗日鬥爭情況介紹給全世界。日軍佔領香港後,他重返日偽統治下的上海,在潘漢年領導下打入《新中國報》和日軍特務機關岩井公館,收集了大量重要情報。1944年10月被日軍憲兵隊逮捕,但因無確鑿證據,在日本投降前獲釋。

日軍接管上海《申報》後,新聞界人士擔心申報館內珍藏的唯一一份半個多世紀的《申報》資料是否會被日軍盜走,惲先生查明徐家匯天主教堂的藏書樓裏有一份不完整的《申報》,就和報社原負責人馬蔭良和孫恩霖一起,設法從報館內偷運出一些補上教堂內殘缺的部分,從而保存了中國唯一一套完整的《申報》。此舉實在是對中國新聞文化事業的一大貢獻。

抗戰勝利後惲先生先後在蘇北、山東等地擔任新聞機構的領導工作。在此期間,有件事一直為人津津樂道:1948年12月,新華社公佈四十三名戰犯名單,當時惲先生在山東《新民主報》工作,深夜值班,沒資料可查,他就完全憑記憶寫出所有戰犯的簡歷、派系等情況,第二天見報後,解放區各報競相轉載,在新聞界一時傳為美談。

全國解放後,他重返上海,擔任《解放日報》總編輯及社長,以及華東新聞出版局局長。

惲先生多年來在中國近現代史的研究方面也作出了卓越的成績。他曾分門別類收集了民國以來軍、政、財、文各界知名人士的系統資料,研究他們的發跡、發展過程,撰寫了很多人物評論,對人物作客觀公正深刻的評論,不但內容翔實,而且文筆生動,如《吳佩孚評傳》、《中國內幕異聞錄》、《杜月笙論》等,其中《蔣黨真相》一書堪稱是他的史學代表作,是研究中國現代史的重要資料。

極左路線下被開除黨籍

1952年開始,黨內高層的一些極「左」分子抓住惲先生以前的一些事無限上綱,開除了他的黨籍;並因潘漢年一案被牽連入獄,關押了九年。1965年出獄,此時惲先生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了。他被派到江蘇鹽城地區一個中學當圖書館管理員,剝奪政治權利,每月生活費僅僅三十七元。緊接着「文化大革命」一來,又是一場災難落到他頭上,他被關進「牛棚」,成為「群眾專政對象」,在挨批、陪鬥、掛牌示眾中過日子,終於積勞成疾,患上嚴重的哮喘、肺氣腫。

儘管如此,惲先生仍懷着一顆愛國愛民的熱心,經常就有關國計民生的問題向中央提出建議,如1972年寫信給中央提出《關於加速工業化的建議》,給人民出版社寫信糾正出版新書中的一些謬誤等。憑藉他對政治的敏感和銳利的洞察力,他對一些權威人士的錯誤言論也及時發表評論,如寫信給郭沫若,指出他的《李白與杜甫》一書中有關唐代的若干史實有誤;後來對郭沫若《中國古代史的分期問題》中關於封建社會的看法,他也寫了兩篇文章表達了自己的不同意見。他覺察四人幫的問題,1973年寫了《平凡的道理—略談個人崇拜》、《也談儒家和法家》、《論新八股》等文,揭露林彪、四人幫大搞「造神運動」的陰謀實質,痛斥喧囂一時的所謂「評法批儒」運動。這些論文其中的任何一篇都會給他帶來殺身之禍,但他關心國家和黨的命運遠勝過關心自己,他在病榻上曾對一位老師說過:「我的病不要緊,可是國家怎麼辦啊!……別人不知道江青的底細,她要做皇帝啦!」「現在的報紙都在撒謊,他們在欺騙人民啊!」

潛心學術 不計個人得失

1976年四人幫被粉碎後,惲先生獲得了自由。他以老驥伏櫪的雄心,制定了龐大的寫作計劃,決心抓緊餘年為國家多做些事。他又寫信又上訪,請求有關部門給他安排合適的工作。1978年初,應上海辭書出版社之請,他逐條校勘《辭海》的中國古代史分冊,提出審查意見近三萬字。

他在給中央組織部的信中說:「……希望早日得到機會(工作條件和必要的資料),把我所知道的事情及早寫出來。……個人問題推遲到以後解決,甚至到我死後作出結論,也無關大局。」

1978年8月,中央組織部安排惲先生到南京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工作。但僅僅過了幾個月,就因舊病復發,未能得到及時搶救治療,於12月10日在南京溘然長逝,享年七十三歲。1980年有關部門為惲先生平反昭雪,宣布他無罪。兩年後撤銷開除黨籍的處分決定,恢復黨籍。

江蘇省社會科學院花了八年編纂《惲逸群文集》一書,從半個世紀以來的報章雜誌上收集他的遺文,以豐富史料向世人詳盡介紹這位傑出的新聞文化界戰士、忠貞不渝的共產黨員那可嘆的一生經歷。鐵骨錚錚、忠心耿耿,一生實踐了他所信奉的「不為物移,不為己憂」的格言,這樣高尚的靈魂,這樣優秀的人才,其命運又何其多舛,這不又是時代的一齣悲劇嗎?

文:宋詒瑞
兒童文學作家、香港作家聯會會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