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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膠州路發生大火，約20 萬市民到場獻花， 前來弔唁的人擠滿了附近道路。（資料圖片） |
2010年11月21日，陰沉的早上讓人想到將要到來的冬天。起床前，我想，要是今天真去膠州路，應該穿黑的吧。
一個多月前，我家老人以97歲的高齡去世，我那套黑色衣裳是去她的葬禮穿過的，爾後就掛在玄關衣櫥的深處。每次出門換衣服，都掠過它，都不想碰到它。今天是膠州路火災那五十八位遇難者的第一個七天，要是去那裏，應該穿黑。
這個早晨，我並不十分清楚自己為什麼想去那裏，但這個念頭卻總在我心中徊徨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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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陳丹燕 |
那些感覺恍惚的日子裏，有時我會想起我那些已遭遇過親人離世打擊的朋友們。那時我還沒體會，我不懂事，從未認真安慰過他們。但我們這些親人，大多是壽終正寢，從未像大樓裏的人那般死得淒厲。我丈夫97歲的外婆說，那些死在火裏的，會在大樓裏徹夜哀哭，「痛煞啦，我痛煞啦。」
聽說大火是在一個秋陽燦爛的下午燒起來的，所以死的不少都是剛剛睡醒午覺的老人。老人們跑不動，也沒有高樓消防的經驗，又容易放棄自己，聽說他們中有些人關上門就躺在家中的地板上，等死。也有年邁的女婿，搬不動癱瘓的岳母，便握住老人的手，說，我斷然不能放下你自己逃生，那我就陪你一起死吧。
聽說正在上班的子女們從網上得到父母家失火的消息，個個都飛奔回家，可全都被攔在火警線外面，誰也救不了。只能看着父母家的窗子裏亮得耀眼，那就是火光。
那些成年的子女，如我一樣，一定也是夜夜無法安眠了吧。在暗夜裏突然驚醒，最初總是不知身在何處，即而斷斷不能相信，這世界上從此再也找不到那個人了。接下來便詫異，一個再具體不過的人，你手上還留着她雙手的溫度，你鼻尖還能聞到她皮膚散發的氣味，可她居然已躲進一張柯達相紙裏去了。我為那些子女們的處境膽戰心驚：在他們的生活中，短短四個小時就失去父母雙親，甚至連父母的家一起灰飛煙滅。他們連一張照片都找不到。他們怎麼辦？
也許因此我想要去膠州路一次。我想去做點我力所能及的，就好像是為自己做。
失安
膠州路口的那房子，曾是上海市中心再平凡不過的二十八層高樓。幾年前我常去，因為我的孩子初中時，在那裏補習過一年的物理。
那樓有着九十年代的空間，那是寸土必爭地節約利用，毫無後來市中心樓房的體面，和對採光的追求。那三棟大樓形成的歷史，也像許多九十年代高樓誕生的過程一樣，用新的非常粗暴地拆除與覆蓋了舊的。這三棟樓覆蓋了原先的三棟建築：一座1937年創辦的工部局小學，陳鶴琴創辦的新式小學。一座1933年由耶穌會傳教士創辦的教會中學，聖公薩嘎公學。以及一座歷史悠久的耶穌會教堂：聖公薩嘎堂，紀念意大利聖人薩嘎。馬相伯、豐子愷和龔品梅都先後在那裏做過校長。而教育家陳鶴琴更是我丈夫父母的老師。這三棟大樓的外牆，都貼着九十時代流行過一陣的淡褐色瓷磚，這種式樣現在已經過了時，刻薄的人，說那樣的瓷磚貼面讓人想起公共廁所。但是在上海市區，這種高樓真是數也數不清。
這個小區雖然是新起的高樓，但仍保持在租界時代就形成的上海弄堂傳統。每天傍晚，門房都要尋一次更。從前的門房一路走一邊搖鈴，一邊高聲吟頌。現在的門房，一路走一路按電喇叭。尋更喊的，多少年來大同小異，總是要家家戶戶﹕「關好門窗，關好煤氣，火燭當心。」
火災後，大家才驚覺，這樣的高樓大多沒有火警系統，本來已經非常狹小的消防通道也大多被佔用了。起火時，大火從十樓的外牆燒起，裹挾着巨大的，濃黑的，怪物般急劇膨脹的毒煙，直至將緊閉的鐵窗燒彎，熔化玻璃，大火撲向室內，蔓延到整棟大樓，直從下午燒到夜晚。入夜後，明火滅了，可整棟大樓仍成夜緩緩散發出怪異的白煙，氣味難聞。但是自始至終，二十八層高的樓內，竟沒響過一聲警鈴。相臨的兩棟大樓，也沒響過一聲警鈴。這件事，有力地摧毀了我從小對黃昏搖鈴聲的安全感，也摧毀了對堅固的大樓的信任感，以及，對城市的信任感。
從前，我總在中午去接我孩子。那棟樓裏，家家戶戶的門裏面，都飄散出周日隆重的午餐氣味，剛熟透的米飯冒出清而暖的白氣，還有電視的嘈雜，小孩子練琴斷續的音樂聲。電梯間在塔式大樓的中間，即使是陽光燦爛的中午，電梯間的燈也是亮着的。電梯間裏熱熱鬧鬧的，總是擠滿補課結束的學生們，就好像某個中學的教學樓一樣。
從前的中午，鐘點工們匆匆提着買來的東西進門去。那是1998年建造的房子，十多年下來，大樓裏的老人很多。如許多上海老人的家庭那樣，請鐘點工來幫忙照料家務。那些從四川，安徽或者浙江來的婦女們，她們說外地口音很重的上海話，有人總也掌握不好在菜裏放糖調味時的輕重，通常她們燒紅燒的，比清炒的要更在行。我也是在看到火災傷亡統計的名單時，看到一戶人家報失蹤，報了母親的名字，下面還有「保母」二字，想必子女只知道那時正有一位保母也在家，卻沒記住她的姓名。
我這才吃驚地想起，自己也沒記住家裏鐘點工的名字。那些靠一雙手幫工吃飯的鐘點工們，鄉下的家裏人未必一一了解她們的工作地點和工作時間。如果她們與主人家一起被燒死在公寓裏，誰來說出她們的名字，誰來比對她們的DNA呢？如今我父母的起居，也靠浙江保母照料着；我的孩子，從前也是安徽保母幫忙帶大。
這些天裏，我總是在聽到失火大樓的傳聞時，突然感受到從前中午時分繚繞在樓道裏的，新鮮米飯的清香。在看到一段私人拍攝的錄像裏，巨大的黑色煙霧轟然吞沒整棟大樓的時候，我突然聞到的，也是某年某月，某個星期天中午，從某個格蘭仕電飯煲或者三洋電飯煲的出氣閥裏噴射出的新鮮大米飯熱烘烘的清香。在上海生活中，這種米香，能算是尋常而安穩的生活象徵。這理所應當，最基本的安全感，猶如「大地是結實的」那樣天經地義，竟然突然消失了。
合力
我的孩子已上了大學。 21日上午，我與她SKYPE，她說：「我知道很多在那裏補過課的小孩，頭七那天都要回去獻花。你要代我送花去。」
我從不喜歡去聚眾之地，也從小告訴我的孩子，不要軋鬧猛。這個詞，在我們家是貶義。可我的孩子說，今天，即使是人山人海，你也要去獻花。
我問她如何知道那些孩子都會去，她說，是從網上。
有些年輕人湊錢買了成千上萬朵白菊，自己開車運到膠州路上，在通往失火大樓的路口，向行人派發。有人製作了交通圖，發到網上，方便大家找到。還有人前去大樓門房間詢問，要不要志願服務，他們可以拿出時間來做志願者。
我孩子說，這讓她想到911後的紐約，燃燒後焦臭未散的城市，人們卻突然變得可靠，人心突然變得單純。世風突然改變，如同烏托邦故事。我的孩子說，但願這次上海人能做得好。不過這個「但願」，也要大家合力。所以，「媽媽，你也是一份子，要盡力。」
這大約就是年輕心靈的勇敢，願意為改變什麼而付出。我知道自己年輕時也是這樣的。因為經歷了失望，所以只願獨善其身。孩子有時讓人感覺很老，有時又會讓人感覺很年輕，熱血湧動。於是，我們商量如何去送花。我們都喜歡白色菊花，因為它純潔清苦。我們要送兩束，一束給大樓裏的同城亡靈，另一束給那些同樣死在大樓裏的外地保母和民工。我們雖不認識他們，但我們是他們的同城人，也有同城人的責任。
在中午時分，我知道自己一定會去膠州路，我不願意讓我的孩子失望，也不能。當這些被人稱為小皇帝的，或者是自私一代的孩子，當他們對你談到責任，談到同城人的義務，一個長輩，不和他們站在一起，又能做什麼？
持菊者
21日下午兩點，出發去膠州路。路過富民路口時當然堵車，這是個永遠都擁堵的街口。 26路公交車喘着粗氣，扭歪着長長的車廂，匍匐在路中央。出租車在公交車龐大的車廂四周左奔右突，粗魯地滴着喇叭。戰戰巍巍堆着各種超載貨物的黃魚車，走鋼絲般的擦過癱瘓在混亂中的寶馬車，和奔馳車，行人們則如鯊魚嘴邊成群游過的小魚蝦那樣無聲地經過馬路。在一片混亂的街口，窄小人行道的一家小花店門前，有個穿黑色風衣的瘦高男人站着，手握一大束用玻璃紙圍着的白菊花。他就像一塊在水流中的石頭那樣醒目。
這是個典型的上海年輕男子，肩膀狹窄，身體單薄，穿着周正。他小時候大概就是大家所說的綠豆芽體型的少年吧。他臉上那副精緻的眼鏡，襯托出他的斯文與精明，很像某家銀行的理財經理，或者某家公司的市場部經理。他的神情卻是封閉的，甚至是害羞而機警的。他是為自己在今天捧着一束白菊花而不自在吧。
我不想讓別人一望便知我是去膠州路，決定到附近再買花。看到那個年輕男人，我才想到，要是我手裏舉着花，大概臉上也是這個樣子。（二之一）
文：陳丹燕
上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