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質平:胡適光焰不熄——紀念胡適120歲生日

1948 年,時任北大校長的胡適與泰戈爾畫展的來賓合影,參與者
包括徐悲鴻、胡適、季羨林、馮友蘭、朱光潛、黎錦熙、饒毓泰、
鄭天挺、廖靜文和鄧廣銘等人。(資料圖片)
今年12月17日是胡適120歲的生日,海峽兩岸都舉行紀念胡適的學術研討會。一個出生在晚清,成名在五四前後的知識分子。至今還讓無數的中國人緬懷追思,這究竟是因為胡適的思想歷久常新,還是因為社會的變動不大,使胡適的思想始終不過時?

由於工作的關係,我經常往返於兩岸三地,有機會和美國、大陸、港台的學生談到胡適的思想。對美國學生來說,胡適所提倡的自由民主,只是常識(common sense),他們很難理解,這樣的「卑之無甚高論」,何以竟能震動一時,開啟一個新時代。對台灣學生而言,胡適只是一個過氣的白話作家和政論家,他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的直言、敢言,衡之以今日的言論尺度,都不免失之「溫吞」,很難激動台灣少年人的心。至於五四時期胡適意氣風發的言論,對80後、90後的台灣青年來說,都已是遙遠的「中國上古史」。他們兩手一攤,肩膀一聳,來一句,「這和我們台灣人有什麼關係呢?」無論是美國學生也好,港台的學生也好——胡適,毫無疑問的已是個過去的人物。

但和中國大陸學生談胡適,他們還有許多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新鮮感。讀到胡適1919年的《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義》中的這幾句話:

因為愚昧不明,故容易被人用幾個抽象的名詞騙去赴湯蹈火,牽去為牛為馬,為魚為肉。歷史上許多奸雄政客懂得人類有這一種劣根性,故往往用一些好聽的抽象名詞,來哄騙大多數的人民,去替他們爭權奪利,去做他們的犧牲。

我相信,只要是經過「反右」和「文革」那一代的中國人,看到這樣的文字,不能不在心中引起深沉而恆久的震撼。「主義」和「革命」這兩個字,不知害死了多少中國人!胡適在《介紹我自己的思想》一文中說:「被孔丘、朱熹牽鼻子走,固然不算高明;被馬克思、列寧、斯大林牽鼻子走,也算不得好漢。」今天回看這幾句話,依舊是光焰常新。

鄧小平與胡適不謀而合

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報》發表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社論,一般都將此文視為改革開放的先聲。從此以後,「革命」這個在中國風光了幾十年的詞,漸漸地,悄悄地被「改革」取代了。中國人也終於從「主義」的迷幻中,走出了「革命」的夢魘。胡適畢生反對暴力革命,主張一點一滴漸進式的改良,他提倡的「實驗主義」,其精義無非就是「一切學說與理想都須用實行來試驗過﹕實驗是真理唯一的試金石。」(《杜威先生與中國》)30年來對胡適思想的打壓、剷除,結果竟走回了胡適「少談主義,多談問題」的老路。而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別,也無非只是「主義」與「問題」之爭。中國人猛然醒悟到,原來,改革開放大設計師的思路竟和胡適思想有不謀而合的地方。

而今我們回看1950年代對胡適思想的批判,無非只是一個政權集全國之力,對一個手無寸鐵的知識分子,進行長達數十年的誣衊和歪曲。但有趣的是被批判的,不但不曾被打倒,反而浴火重生。胡適思想在上世紀80年代和中國人重見的時候,他的自由、民主、科學、理性、溫和,再度成為中國思想界久旱之後的甘霖。當政者費盡心機要打倒,剷除胡適的思想,結果卻把一個在五四時期「應時之人物」,一變而成了「改革開放」初期「先時之人物」了。(用梁啟超《南海康先生傳》語)

這一改變,絕不是因為胡適思想,在他晚年有了飛躍,有了進步。恰恰相反的是,胡適思想定型的很早,他不像梁啟超,「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胡適四十歲之後,無論在學術上或政治上都少有新理論的提出。然而胡適由20世紀初期「應時之人物」,到80年代反而成了「先時之人物」,卻又實事俱在。由此推論,不是胡適思想進步了,而是中國社會倒退了。

胡適幸運不曾被偶像

和魯迅相比,胡適最幸運的是他始終不曾被偶像化過,始終不曾受到黨和國家最高領導人毫無保留的讚揚。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對魯迅「三家」—「文學家、革命家、思想家」,「五最」—「最正確,最勇敢,最堅決,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的褒揚,把魯迅變成了一個為共產主義衝鋒陷陣的旗手。魯迅地下有知,也會哭笑不得的。魯迅自己寫過一篇題為《罵殺與捧殺》的短文,值得警惕的是被罵的未必被罵殺,但被捧的已被捧得鼻青臉腫,失了本來面目,成了一個人神之間的怪物。

偶像和傀儡,表面上看來,一個受人頂禮膜拜,而一個受人擺佈戲弄,似是兩極。但實質上相去是極其有限的。所謂偶像化,無非就是要偶像來為一個目的服務,一旦有了服務的對象,偶像已經在不知不覺之間,成了傀儡了。魯迅在死前10年,1926年發表《無花的薔薇》,就已經指出:「待到偉大人物成為化石,人們都稱他偉人時,他已經變了傀儡了。」不幸的是,他自己竟防止不了這個「傀儡化」的過程。周作人在給曹聚仁的信中就說到,「(魯迅)死後,隨人擺佈,說是紀念,其實有些實是戲弄。」真是一針見血。

胡適始終沒有被偶像化,這正是他的大幸,也是他獨立自主最好的說明。北大紅樓前的五四紀念碑上,有蔡元培、陳獨秀、李大釗、魯迅的浮雕,而獨缺主將胡適。多年來有人倡議在北大為胡適立像,但始終沒有得到當局的同意。這種種都說明,胡適至今是個「違礙」。胡適不但沒有被偶像化,甚至沒有得到過正式的「平反」。其實平反不平反,對死者來說,已毫無意義。平反胡適,既不能為他增添什麼,也不能為他減少什麼;但對當年判他「有罪」的當局來說,平反胡適這樣一個為中華民族的進步與尊榮,做出過劃時代貢獻的人物,是可以為當道統治的合法性,加上一個可觀的砝碼的。

胡適一生服膺呂坤《呻吟語》中「為人辨冤白謗,是第一天理!」這句話。一個大有為的政府,竟不能為胡適這樣一個驚天的「冤假錯案」,出來說一句公道話,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當道的道德勇氣又何在?

過去30年來,是胡適思想在中國大陸,重見天日的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讓我想起《呻吟語》中的另一段話:

天地間,惟理與勢為最尊。雖然,理又尊之尊也。廟堂之上,言理,則天子不得以勢相奪;即相奪焉,而理則常伸於天下萬世。

用政權的力量來迫害知識分子,鉗制言論自由,基本上是一種「理」與「勢」的鬥爭。表面上,短時期,「勢」往往居於上風,但「理」終將「伸於天下萬世」。掌管言論的當道,在禁令下達之前,不妨三復《呻吟語》中的這段話,就能知道「禁毀」的工作是如何的失人心,而又徒勞了。

不自由毋寧死

1954年胡適發表題為《寧鳴而死,不默而生》的文章,將范仲淹九百多年前在《靈烏賦》中的這兩句話比作與18世紀Patrick Henry 所說「不自由,毋寧死」(Give me liberty, or give me death)有同等的意義,都是人類歷史上,爭取言論自由的名言。21世紀中國人的一點言論自由,學術獨立,如果依舊要靠知識分子不怕死的脊樑來撐,那麼,近一千年來,中國人在言論自由上的進步又在哪裏?我們不能始終冒生命的危險來「鳴」。范仲淹把「鳴」看成是「人臣」對「人主」的言責,所謂「死諫」是「寧鳴而死」的極致表現,這與其說是爭權利,不如說是盡職責。

1948年10月5日,胡適在武昌對公教人員發表題為《自由主義在中國》的演說,他痛切地指出:

中國歷代自由最大的失敗,就是只注意思想言論學術的自由,忽略了政治的自由。所謂政治自由,就是要實現真正的民主政治,否則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

這段話,在今天看來,依舊是切中時弊的。沒有政治上的自由,不但「一切基本自由都是空的」,甚至經濟上的富裕,也成了一定的虛幻,因為個人財產,是和言論自由一樣神聖而不可隨意剝奪的。若因為思想上的問題而可以失去人身的自由,那麼,經濟上的富裕,對這個失去了自由的人而言,又有什麼意義呢?

文:周質平
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