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鴻復:中國邏輯科學現代化的驅動者——紀王憲鈞教授

80 年代,作者林鴻復(左)到王憲鈞教授家中探望,
圖為林鴻復、王憲鈞(中)及王夫人。(作者提供)

我們緬懷恩師,並非因為他是「完人」,而只是想說明:他的確是一位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學者和「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家,對近代歐洲興起的一門新型學科——數理邏輯學科在中國的植根和發展,貢獻良多。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科學的現代,我們太需要這樣的導師和可貴的奉獻精神。從另一角度看,我們正在構建人類共有的先進精神文明財富。求實、創新和奉獻精神至關緊要。

「飲水思源」,中華文化科學之有今日的復興和璀璨,離不開數千年中華民族智慧的積累,也離不開國人善於汲取世界各民族優秀文化科學的成就。數理邏輯乃近代歐洲興起的一門思維邏輯和數理演算的新型學科。王憲鈞教授是將這門學科引進中國的先行者之一,又是中國「邏輯現代化」的驅動者。

邏輯科學現代化的驅動者

王憲鈞(1910-1993),祖籍山東福山(今煙台)。1933年畢業於清華大學哲學系,後為該校研究生。1936年赴奧地利和德國大學深造。是愛因斯坦勳章獲得者、一代數理邏輯大師哥德爾(Kurt Godel)(1906年-1978)的註冊學生。1938年回國,任西南聯合大學、清華大學教授。1952年後,歷任北京大學哲學系教授、邏輯教研室主任,北京大學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國邏輯學會榮譽會長等。

中國邏輯學界前輩金岳霖先生,最早把羅素(B.Russel)的《數學原理》推介到中國,是拓荒者。而王先生則是把希爾伯特(D.Hilbert)和阿克曼(W.Ackermann)的《數理邏輯基礎》帶進大學講堂,開闢新天地,促使中國邏輯科學邁向現代化。國際知名數理邏輯學家、王先生的西南聯大學生、美籍華人王浩(1921-1999)說:「憲鈞師早年的一項重大功績,是把業已成熟的數理邏輯引進到中國大學的課堂,這種邏輯大大超過了懷德海和羅素的《數學原理》,正轉入希爾伯特學派、司寇倫、哥德爾造就的新軌道。」伴隨共和國的改革開放,王先生力主和推行「邏輯課程的現代化」。他直指:「目前高校普通邏輯課程的內容比較陳舊」,明確提出:「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糾正了傳統邏輯之不足,突破了後者之局限性」。強調「數理邏輯並不只是數學的邏輯」,「也包括了一般思維和其他學科所運用的演繹方法」,為進一步學習和研究邏輯學、心理學、方法論、認識論、語言學、法學、人工智能以及計算機提供必要的工具。1978年,他出任中國大百科全書哲學編輯委員會的邏輯學編寫組主編,對詞條的設定匠心獨到。大百科全書哲學卷於1987年出版,得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第一屆優秀成果獎的榮譽獎。

良師益友

1961年,就讀北大哲學系本科四年級的我,選修了王憲鈞教授的《數理邏輯》課。數理邏輯或符號邏輯,和傳统邏輯區別很大。它使用了大量的抽象形式符號,依設定的規則,建立系统,進行科學的演算。看起來,這似是超現實的。上課前,有同學擔心:「太抽象,太深奧了」,怕聽不懂,跟不上。憲鈞師了解學生的心理,一上來就點化了大家的疑慮。他說:「以你們現在的知識,學好這門課完全沒問題。」他由淺入深,深入淺出,頭頭是道,解析得透徹明白。沒有淵博的學識和豐富的教學經驗,是達不到這種境界的。這是一位難得敬業而又非常可親的老師。後來,我考取並當上了他的研究生。

王先生治學有道,育人有方。他根據學科發展的需求,培養研究生的目標十分明確:既重視基礎理論,又瞄準該學科當時世界的前沿領域。由他和吳允曾先生設計,我們採用了5年前美國研究生沿用的教材和資料。在他的悉心安排下,我們採取討論班的方式,輪流報告,擇題研討。他每次必到,適時指點。我們既受到嚴格的專業訓練,個人又有充分發揮的時間和空間。很明顯,他把國家培養人材、進軍科學的要求,當作自己義不容辭的責任。這種認真負責精神,在當時的北大研究生導師中,屬表表者。1962年11月間,由哲學系組織,以我署名在校刊上發表彰揚憲鈞師的文章。

對學生,他從來諄諄善誘。在一次研討會會上,我把希爾伯特和阿克曼的《謂詞演算》歸納梳理成幾個問題作分析。一位復旦大學進修教師問:「王先生,可不可以這樣歸納呢?」 他答道:「可以!」事後,他對我說:「你還要多看點書。」我明白,憲鈞師指出我的不足和進一步努力的方向。

王先生剛正不阿,從不趨炎附勢。他生活簡樸,對我們的健康和生活卻十分關心。有次我得了肺炎,他親切地告訴我如何注意氣候、生活和飲食習慣,並叮囑:「牛奶的營養是多方面的,可以常喝。」每兩周一次的研討會在他的燕南園住所客廳進行。冬有烘烘然暖氣,夏有冰水常備。無微不至的關懷,令我油然生起:若不奮力鑽研,真對不起王先生的一番匠心、苦心和愛心。

王浩教授的一段極富感情的憶述,表達了憲鈞師的學生和邏輯學界同仁的共同心聲。他說:「我與憲鈞師的交往超過半個世紀。和他相處總有如沐春風的感覺,說不出的親切,說不出的溫暖。他為人正直,戒浮誇,平等對待一切人,和氣而不放棄原則,凡事必定仔細權衡輕重。他這些長處讓人羨慕,但並非輕易可以學到的。憲鈞師做學問至為誠實謙虛,真正做到「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的思想和語言極其清晰,可以說是絕無僅有;凡接觸過他的人無不有一種清新和純潔之感。」

學者的典範 導師的楷模

治學嚴謹,一絲不苟是王先生又一個特點。在那動不動就要「批判」的年代,他不輕易發表文章或著作。他說:「批判容易,要確立實實在在的科學體系難得多。」多年的研究和教學實踐,他積累了豐碩的數理基礎理論和現代邏輯的學術成就,於1982年出版了專著《數理邏輯引論》,填補有關領域的空白。他遙寄專著至港,我視之為珍寶,無論移居何處,不離左右。儘管今日之邏輯或數理科學已有長足的進步,但對有興趣研習邏輯的學子或哲學、數學、語言學、電腦及人工智能學的專業人士說來,這都是一塊不可或缺的敲門金磚。《引論》第三篇的〈數理邏輯發展簡述〉,言簡意明地叙述了由十七世紀到二十世紀三十年代、從萊布尼兹到哥德爾,西方數理邏輯發展的歷史軌跡和要義,是我國第一部涉及這方面專題的力作。我們緬懷恩師,並非因為他是「完人」,而只是想說明:他的確是一位勤勤懇懇、兢兢業業的學者和「傳道、授業、解惑」的教育家,對新興的數理邏輯學科在中國的生根、發展,貢獻良多。在全面復興中華文化科學的現代,我們太需要這樣的導師和可貴的奉獻精神。從另一角度看,我們正在構建人類共有的先進精神文明財富。求實、創新和奉獻精神至關緊要。

近年來,北京及各地的高校和研究院、所,吹起「授銜風」。授教銜(教授、副教授)、學銜(博士、碩士)和院士銜等如火如荼。本來,這是好事,於總結和提高科研和教育水準大有裨益。然而,不只一位參加遴選的委員告訴我:「部分的授銜名不符實。」有人用「爆破」來形容這樣的「授銜潮」可能會引發的另一種結局。目前,在中國高等教育中,不難看到商業化和急功近利的傾向,中華民族優良的傳統價值觀和自由、平等、人權的普世價值觀被拋在一旁,狀况令人慨嘆和唏噓。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一方面,傑出的學者、科學家、文藝家仿如天上的繁星遍佈神州大地。但另一方面,卻出現上述一些不堪入目的景象。請注意,在西方或東方的發達國家中,著名高等學府和研究機構都是相對比較「神聖」的殿堂。我們不需要把悖乎常理和共識價值觀的腐敗因素加到「中國特色」中去,壞了好事。

文:林鴻復
香港資深評論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