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漢持:一個被遺忘的辛亥烈士

伍漢持烈士殉難前,留下唯一的全家福照片,攝於1913 年。
(資料圖片)

伍漢持在革命期間,不僅創辦中國人自主的基督徒會,開創中國紅十字會先河,還設立西醫院,以及培養具備現代知識的助產士學校,最後因為要求袁世凱退位而遭到暗殺,成為中國近代史上,第一位為維護共和憲政而犧牲流血的國會議員。

伍漢持烈士是廣東台山斗洞村斗山鄉人,於1872年出生。少年時曾習科舉,並在私塾授業。後在英國惠斯禮教會中接受洗禮,成為虔誠的基督徒,並且進入教會主辦的醫學堂習醫,畢業後在廣東開平行醫,不料義和團作亂,廣東遭到波及,伍漢持的醫院也因為有基督教和西醫的標誌,而被洗劫一空。他只得避居香港,在油麻地繼續行醫,因為他高明的醫術,加上他以義診為主,深得當地百姓愛戴。

就在他行醫期間,結識了革命志士史堅如的兄弟史古愚,從此走上革命的道路。當時南非輪船公司在香港徵聘員工,其中有船醫一職,伍漢持前往應徵而獲得錄取,於是他往來於海上,專職為船上華工診治,他在工作中,不忘向船工宣揚革命理念。

在香港籌建「中國基督徒會」

伍漢持遺照(資料圖片)
在香港期間,他目睹教會在中國領土上,受到西方的控制,於是在1903年4月,結合蕭敬宗、宋居仁、譚民三、黃其馨和譚思義等人士,在香港籌建第一所由中國人自主的「中國基督徒會」,第二年,該教會正式成立,在香港差館南街37號樓下租了房子為教會的會址,並且創立了華英學堂,白天授課,晚間佈道。並且在教會中設立了體育會,由伍漢持親自傳授兵式體操。

因為發展迅速,原有的教會場所不敷應用,於是將華英學堂遷移到差館南街,並且建造了宿舍供學生住宿,便於管理,使教會成為培養革命志士的基地。

在此期間,伍漢持連同史古愚,馬達臣等第一次參加了1902年的廣州起義,事敗後他退居香港,繼續為後來的革命事業奮鬥。

他在1905年偕同夫人李佩珍回到廣州,為了充實對政治的認識,他進入了廣東政法學堂學習政治和經濟,和陳炯明同窗,後來陳炯明擔任廣東都督的時候,鑒於在同學期間,了解到伍漢持的人品,於是延攬為都督府醫務部部長一職。

伍漢持在政法學堂畢業後,和夫人於1906年,在廣州市舊倉巷租賃了屋子,在極度拮据的經濟條件下,開始了他在家鄉行醫的理想,他先開設了圖強醫院,但仍以義診為主。同一年,他和馬達臣等創辦了廣東的赤十會,也就是現在中國紅十字會的前身,目的是為社會提供慈善的施捨。不久他在原地又開設了圖強助產士學校,培養具備現代醫療常識的助產士。

實際上,他利用醫院作為掩護,從事革命行動,他救治了革命黨人劉師復,支持孫中山在欽廉起義時的彈藥需求和醫療器材。伍漢持始終如一地支持着孫中山的革命事業。一直到策劃3.29的起義,終於在1911年,策劃香山新軍起義光復廣州。

同一年,武昌起義,滿清被推翻,次年,民國成立。伍漢持被香軍推舉為代表廣東的國會議員,出席1913年在北平舉行的第一屆國會。然而中華民族的封建遺毒,仍然在所謂的民主憲政殿堂裏飄揚,黨派的林立,袁世凱的專橫跋扈,令伍漢持對民族的未來憂心忡忡。在他上任之前,三月間,上海傳來宋教仁在火車站遇刺不幸身亡的惡耗,伍漢持在國會開會伊始之際,即要求袁世凱公開說明宋氏在滬被刺真相,接着袁氏向五國借款,雖經國會拒絕,仍然一意孤行,私下和五國簽署貸款協定。伍漢持即向國會提案,要求袁世凱退位以謝國人,而且袁氏派人向伍漢持贈送五千大洋作為賄賂,伍漢持嚴詞拒絕,由此遭到袁氏的妒恨,必欲除之而後快。

此時北平已經是風聲鶴唳,國會中大部分議員感到人人自危,紛紛移居天津暫避風頭。伍漢持於8月1日抵達天津,不是躲避,而是為友人診病。不幸被當地袁世凱的心腹王廷楨和楊以德綁架,秘密關押了半個多月,最終於8月19日在天津郊區韓家墅遇害,終年僅42歲。

他在就義前,曾對他行刑的軍官說:「我眾議員伍漢持也,無罪,以劾袁世凱,為楊以德,王廷楨捕禁天津二十日矣,未嘗作乞憐語,今死,我非畏死者,願以一槍殪我,我死,毋與盜匪並瘞,識瘞所為示後人訪我者。」

隨後留下遺書:「我以劾袁世凱而死,死於職權,泰山鴻毛,自有公論。人莫不有死,今以一槍畢命,不猶愈於輾轉床蓐求死不得者乎,勿哀,但教育子女自愛,愛國,愛黨可矣!」隨即從容就義。

袁世凱擬毀屍滅跡

袁世凱的爪牙在槍殺伍漢持後,本計劃在行刑沙灘上掘一洞,將烈士屍體從洞中沉入海水中餵魚蝦,以達到毀屍滅跡的企圖,然而消息被國民黨人士得悉,五天後,代表廣東省國會議員伍朝樞等一行來到天津,並通知烈士遺孀前來領屍。但是烈士生前所有積蓄都用在支援革命事業上,因此還得請廣東在北平的鄉親捐款,才得以將烈士遺體先裝於薄棺中,運到北平,暫存於廣東省的善堂裏,然後再運返廣州,暫厝於當地的垣東門外永勝寺裏一年,於1914年8月19日,烈士就義一周年,才安葬在廣州的耶穌墳場內。出殯之日,由於袁世凱在廣東的爪牙龍濟光派人監視,只有大約二百人出席。狀甚淒涼。

烈士就義後,他的遺孀李佩珍含辛茹苦,獨自挑起撫養四個孩子的重擔,並且堅強地繼續着先夫的醫療工作,這時候,他們的長子伍伯良前往天津就讀北洋海軍醫學堂,後來繼承了父業,烈士唯一的女兒伍智梅,也繼承了父親的政治生涯,十八歲即加入了國民黨,成為黨內婦女界的姣姣者,她一直追隨着孫中山,和她夫婿分別擔任秘書的工作,一直到孫中山在北平去世。伍智梅在1931年,得到當時廣州市長林雲陔的委託,前往美國、加拿大、古巴及秘魯等國,為建造伍漢持紀念醫院,向僑界籌募款項。當地僑胞得悉伍智梅是烈士的女兒,當即踴躍捐助,伍漢持紀念醫院,終於在1937年4月落成,位於現在的東風東路,家人得以將烈士的墓從耶穌墳場遷移到醫院的庭園裏。作為他永久安息之所。

由於時事變遷,政黨輪替,如同大陸其他地方一樣,廣州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烈士的後人遭受到一連串的不公平對待,家產被抄,人身自由被剝奪,烈士的墓園也被挖掘一空,淒慘之情令人落淚。

文:樹鈞
旅居加拿大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