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紫書:我在我們之間

2011 年第十一屆《花蹤》文學獎,黎紫書(左二)
以長篇小說《告別的年代》與微型小說集《簡寫》
贏得馬華文學大獎。陳思和(左一)、黃子平(右二)
與焦桐(右一)為該獎評委。(作者提供)
馬來西亞《星洲日報》主辦的「花蹤文學獎」第十一屆得主分別為:台灣作家王文興(世界華文文學獎)、馬來西亞作家許裕全(馬華小說獎)、龔萬輝(馬華散文獎)及劉慶鴻(馬華新詩獎),而黎紫書則榮獲馬華文學大獎。

也許是寫作的歲月長了,也可能是因為我寫的是書市中相對「冷僻」的、活該曲高和寡的文學作品,這些年便常常在各種場合和不同的情況下,遇到年輕人向我提出同一個問題。

他們問我怎麼堅持寫下去。

顯然,這道題的關鍵詞是「堅持」。它暴露了問題本身所蘊涵的一種預設的意思——寫作這麼苦,這麼難,讀者這麼少,回酬率這麼低,你憑什麼能孜孜不倦地寫了這麼久?

我凝視發問者稚嫩的臉孔,也凝視問題中「堅持」這一個醒目的詞,才意識到作為一個經營冷僻文類的馬華寫手,原來我寫作的年資已經深厚到可以配得起這道問題了。但我心裏明明很清楚,自己明明是配不上它的。這麼多年,我只是「寫下去」了,卻從來無所謂「堅持寫下去」這麼頑強的一種姿態。

真的就這麼多年了。我記得在1995年在第三屆《花蹤》文學獎時第一次站在那打着璀璨燈照的舞台上,躊躇滿志,迄今是16年過去了。我不禁要問自己:一個馬華人算是筆耕不輟地寫了16年(而且看樣子還將繼續寫下去),在馬華這地方難道是個異數麼?而不管答案如何,我有點懷疑其他馬華寫手中,有哪幾個真是憑着「意志」,得一直咬牙切齒才能熬成資深寫作人的。

我以為我能一直寫下來,是因為寫作於我,如同閱讀一般,其實是一種享樂。能寫,是「能讀」以外的另一種更大的福祉。儘管我總是在寫許多沉重的小說,然而寫作本身實非沉重的事。相反的,它讓我的精神和靈魂有了自在之處,也有了自處的時空。因此,「你怎麼堅持寫下去?」這問題,猶如問我「你怎麼堅持閱讀?」那樣的匪夷所思,也叫我不由得心虛。

在今天這年代,識字的人多了,喜愛文學的人卻相對減少,「文學創作」於焉成了件悲壯的民族文化事。而我卻向來缺乏使命感,反倒把寫作當成衣食住行或柴米油鹽那樣的日常事。它像時鐘的步伐那樣,滴滴答答地融進了生活,雖說不出它有多重要,卻又顯然不能將它從生活中分割。文學,它是舊時王榭堂前燕,到我這裏是棲入尋常百姓家。我甚至不能像其他文人那樣,以「她」代稱,彷彿在稱呼尊貴的繆斯女神。

我想我是故意的。正因為我喜歡寫作,打算長久寫下去,才選擇如此對待創作,故意抽去文學的重量以保持生活的平衡。文學只是文學,它可以是一種志趣,也可以是一種信仰,但不必然是負在背上沉重的十字架。我甚至相信自己是因為不知堅持,才會不知不覺地、歲月靜好地讀讀寫寫,如是十餘年。

十餘年是個什麼概念呢?我想起今年初在北京一個文學活動上與一位盛名已久的前輩作家相遇,身旁的人問我們以前是否見過面,當時我們兩人都搖頭。後來受邀到人們移到一張大圓桌上共進午餐,那前輩作家在席間閒聊,苦笑着說起一些自我調侃的話。有那麼一刻,我忽然覺得這人多麼真實,多麼靠近,像是我以孺慕之情為他的形象鍍的一層金,在那一瞬忽然消失了。而居然就在那一剎那,我突然記起來自己與這位前輩並非從未謀面──至少,我是曾經見過他的。

說來是許多年前的事了,其時這前輩聲名已響,我還那麼年輕,年輕得尚且未敢去夢想以後的寫作。那天我用一上午坐了幾個小時的長途車,由家鄉趕到都城吉隆坡。因車程延誤,到站後我跳下車,頂着午間的大太陽風風火火地奔走到長路另一端的陳氏書院。去到時講座已經開始了,書院裏許多人盤腿坐在地上,以一片沉靜凸顯主講人說話時急促的語音。我滿身是汗,幾乎自慚形穢,於是躡足行到一個比較偏遠、被暗影籠罩、像是可以讓我迅即隱身的犄角,小心翼翼地坐下來。講座很快結束,加上那樣的語速以及我實在聽不慣的口音,匆匆一個小時雲裏霧裏,我是什麼也沒聽懂,於是走的時候比來時更羞愧,當然不敢像其他人那樣前去攀談討教,一轉身,又潛入暴曬的街頭,急急忙忙地投奔到回家的路上。

而後來我們坐在北京市飯店裏吃着江蘇菜,他的語速不再急促,那口音於我也不再是障礙。他不是在一本正經地講授文學,而是在抽着卷煙訴着小苦,不時蹦出一兩句自嘲的玩笑話。我與他之間隔着幾個座位,儘管始終沒搭上話,但我發現他已經不再像當年那樣可望不可即。非因這前輩在文壇的聲名和地位下滑,也非因我心中對他的敬重稍減,只是因為我猛然察覺這麼多年過去了,幾乎不知不覺,從吉隆坡到北京,這路很長,這行程很緩慢;我走着走着,既逐漸忘了出發的初衷,也不知遠行之所終,卻還是有過經歷,再不是當年那汗流浹背、無地自容的慕道者。

在今年8月剛舉行過的《花蹤》文學獎頒獎禮上,我在那聚光燈的探照下,依然像16年前一樣,看不清台下黑壓壓的人們。但與當年不同的是,我已經在這許多模糊的面孔和人影中,清楚地看見了我自己。我看見以前的自己,也看見以後的自己。她們一個誠惶誠恐一臉汗顏,躡手躡足地竄入暗影中;另一個坐在飯館包廂的雅座裏,小口啜茶,對着好不容易從人群的夾縫裏走出來的「當年的自己」,說着口味略苦的玩笑話。

「我走到這裏了。」這是告別《花蹤》舞台八年以後,我再次捧到新一座花蹤銅雕時,在心裏對自己說的話。如果我是個「堅持」型的寫手,我也許會說這銅雕是新一座里程碑,但我不是,所以我說的「這裏」指的就是這裏;它在過去和未來之間,是一串省略號裏的其中一個點。

文:黎紫書
馬來西亞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