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人在嚮往國際名校的階級術語中，近年頗流行「哈耶牛劍」的四字「成語」。這個成語不含人生智慧，只代表一種印象和看法的速寫，不必公平或完備；譬如對普林斯頓的校友來說，聽起來就絕不悅耳。當中也有歷史邏輯的習性：牛津建校早於劍橋，哈佛則早於耶魯，「劍牛耶哈」說出來觀念上就有點拗逆。何況英語詞彙中百多年前就由小說家薩克雷砌成「Oxbridge」一字（直譯是「牛橋」，見William Thackeray, Pendennis「1849」），「Camford」 的組合同時存在卻從未通行，更奠定了兩者之間長幼先後的身份。
至於「哈耶牛劍」或類似性質的排名次序，更是一種由當代好事者混合了政治、金錢、歷史及語言等因素，炮製而成的假客觀量化霸權遊戲。舉例說，財力資源和大學高級學術管理層的投票，都是排名定次的輸入元素。在這四所頂尖學府中，牛津的資產最薄，哈佛的資產則是全球學府中最豐厚的（約五倍於牛津、四倍於劍橋），研究院畢業生以及成為大學高級學術管理層的人員亦為四者中最多，在遊戲中就佔有先天的便宜。
宏觀地看，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掌控着國際間的政治權勢、財經力量以至時髦潮流（國家負債頻臨破產則暫且不論），大學資產亦非常豐厚，能夠借助金錢的萬有引力吸納大量外國人才，因此在國際的大學排名遊戲中更穩佔計算與觀感的優勢。集體印象可以形成一種扭曲誤導的思維專制，其循環性的積澱構成自我確認的重複過程，再硬化為「事實」。文化霸業，本來就跟政治霸業及經濟霸業息息相關。
當年在花旗任教大學之時，一位政治科學專業的白人同事曾經對我說，美國人表面友善而膚淺粗陋，唯我獨尊而缺乏文化通識；他自己十多年間從約會到婚配，對象都是東亞的女性。如此言行雖然帶些偏激主觀，卻也反映誠實的信念和個人實踐。畢竟1776年才立國的白人「美國」，沒有特別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言，政治及經濟實力愈強，就愈容易形成自我中心、坐井觀天、小題大做的國民心態。美國天然資源豐富，1860年代南北戰爭後工業迅速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花旗更主導了歐洲和亞洲的重建，自然養成驕縱自大的思維。然而美國境內的深厚文化傳統是屬於印第安人的，即小時候觀看的西部牛仔影片中被描繪成野蠻兇悍的「紅番」；白人美國的文化氣象，無法跟亞瑟王和莎士比亞的英倫相提並論。
個人經驗並不代表普遍真理，然而就風度氣象平心而論，哈耶倒談不上很獨特的學術氛圍和魅力，足以跟牛劍並駕齊驅。由人文的角度來看，這種在神不在貌的無形氣質，部分是歷史的風度和傳統的氣象，需要時間及心血建立和孕育。牛津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十二世紀，劍橋則為十三世紀；這種深厚度都並非不足四百年歷史的哈耶所能比擬。此外還有社會觀念的助長：相比美國，英國社會顯得更階級化和精英味濃。全球最階級化的高等學府，大概非牛劍莫屬。哈耶或者「哈耶普」的稱謂，雖然也讓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名聲稍為領先芝加哥、史丹福、哥倫比亞等名校，但類似「十大學府」之說在美國相當普遍；至於「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 則另有「十大」排名，不像英國高等教育界習慣有「牛劍及其他「學府」的鴻溝觀念 (「Oxbridge and the rest」)。
牛劍那種略帶神秘意味的崇高感，部分有賴其繁瑣炫目的儀式架勢。牛劍甚至有一套異於標準英語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的發音腔調及詞彙，聽起來趾高氣揚，隆重其事。不過撇開這些佐料，牛劍的學術氣氛確實比哈耶更覺莊重嚴肅。精英優越感可不能靠虛文充撐，必須憑實質維持。牛劍的教學層次和評核標準，都要訂得比哈耶高。
牛劍的教學對象是優才，而優才若不自滅，就得自生。牛劍素來強調學習多於教授，老師點睛多於畫龍；當年修業，教授講課屬次要性質，聽課自由，連課程大綱和輔助講義也難得一見。牛劍的學習制度以勞工密集的小班導修為主，每周按題撰文跟導師討論，本科生導修課不超過三四人，自己當年的研究院課程是一對一。材料自理不在話下，取捨亦是主動而獨立衡量，多走冤枉路就會打通奇經八脈，有一天變成「八達通」。
相比之下，美國大學的假設教學對象可理解為平凡之輩，每門課程的內容要求、評分、每周講授課題以至相應的課本閱讀頁數，都清楚列明於第一周分發給學生的課程大綱裏，從社區學院到研究院課程、次級學校到頂尖學府如哈耶皆大略如此。這樣的模式有時接近「知識餵飼」(spoon-feeding)，可以省卻學生很多摸索的錯誤和時間，然而在提供系統化照顧和指引的同時，亦多少削弱了學生獨立探求知識及翻尋資料的主動性。
從學業評核制度亦可以瞥見英美頂尖學府的分別。美國的大學不設導修制度，在美國（包括哈耶等校）上研究院課程，講授者與評核者為同一人，教授都認識學生，評分標準亦相對寬鬆；除非是差勁藐視兼缺席，否則「肥佬」難似登天。在牛津上研究院課程，卻完全可以是上甲的導修，自由聆聽乙的相關講授，考卷論文則交由丙丁按手術室標準評核。也就是說，把學生圈為未達標準而打進地獄，只是一樁無動於中的客觀審判，並不涉及人情味或「同情的諒解」。我當年有一位來自美國東岸女子名校的白人同學，正是因為考試未達平均B+的成績底線而空手還家，攻讀兩載後落得黯然神傷。牛津這種打擊性的評核模式，也許並非平均成效最高的制度，甚至會犧牲部分學子。然而它確實在自我激發的壓力鍋中，逼出一種破釜沉舟的堅毅。不能吃苦，哪得成為精英？
有人問我，哈耶牛劍究竟應該如何排列。這個問題的意義，跟李杜高低、莫扎特與貝多芬優劣的課題性質相類，同樣無聊。且擱置莊子的哲學不論，把人與物大致衡量等級並無不可，卻絕不能強定甲乙。何況撇開曠世天才的例外，不同國家民族的聰明人，就個人而言水平都差不了多少。主要分別在於資源、環境、制度、傳統、機會等外緣因素，讓某些個體「增值」得比較全面，某些學府得以成為開展知識的凝聚點，形成足夠力量的「critical mass」，從而成為名校。終身學習原是自力之事，牛劍哈耶原是空殼。（《牛津瑣憶》之四）
文：鄺龑子
嶺南大學中文系及翻譯系教授
至於「哈耶牛劍」或類似性質的排名次序，更是一種由當代好事者混合了政治、金錢、歷史及語言等因素，炮製而成的假客觀量化霸權遊戲。舉例說，財力資源和大學高級學術管理層的投票，都是排名定次的輸入元素。在這四所頂尖學府中，牛津的資產最薄，哈佛的資產則是全球學府中最豐厚的（約五倍於牛津、四倍於劍橋），研究院畢業生以及成為大學高級學術管理層的人員亦為四者中最多，在遊戲中就佔有先天的便宜。
宏觀地看，美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一直掌控着國際間的政治權勢、財經力量以至時髦潮流（國家負債頻臨破產則暫且不論），大學資產亦非常豐厚，能夠借助金錢的萬有引力吸納大量外國人才，因此在國際的大學排名遊戲中更穩佔計算與觀感的優勢。集體印象可以形成一種扭曲誤導的思維專制，其循環性的積澱構成自我確認的重複過程，再硬化為「事實」。文化霸業，本來就跟政治霸業及經濟霸業息息相關。
當年在花旗任教大學之時，一位政治科學專業的白人同事曾經對我說，美國人表面友善而膚淺粗陋，唯我獨尊而缺乏文化通識；他自己十多年間從約會到婚配，對象都是東亞的女性。如此言行雖然帶些偏激主觀，卻也反映誠實的信念和個人實踐。畢竟1776年才立國的白人「美國」，沒有特別深厚的文化根基可言，政治及經濟實力愈強，就愈容易形成自我中心、坐井觀天、小題大做的國民心態。美國天然資源豐富，1860年代南北戰爭後工業迅速發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夕已成為首屈一指的強國。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花旗更主導了歐洲和亞洲的重建，自然養成驕縱自大的思維。然而美國境內的深厚文化傳統是屬於印第安人的，即小時候觀看的西部牛仔影片中被描繪成野蠻兇悍的「紅番」；白人美國的文化氣象，無法跟亞瑟王和莎士比亞的英倫相提並論。
個人經驗並不代表普遍真理，然而就風度氣象平心而論，哈耶倒談不上很獨特的學術氛圍和魅力，足以跟牛劍並駕齊驅。由人文的角度來看，這種在神不在貌的無形氣質，部分是歷史的風度和傳統的氣象，需要時間及心血建立和孕育。牛津的歷史至少可追溯到十二世紀，劍橋則為十三世紀；這種深厚度都並非不足四百年歷史的哈耶所能比擬。此外還有社會觀念的助長：相比美國，英國社會顯得更階級化和精英味濃。全球最階級化的高等學府，大概非牛劍莫屬。哈耶或者「哈耶普」的稱謂，雖然也讓哈佛、耶魯、普林斯頓的名聲稍為領先芝加哥、史丹福、哥倫比亞等名校，但類似「十大學府」之說在美國相當普遍；至於「博雅學院」(liberal arts colleges) 則另有「十大」排名，不像英國高等教育界習慣有「牛劍及其他「學府」的鴻溝觀念 (「Oxbridge and the rest」)。
牛劍那種略帶神秘意味的崇高感，部分有賴其繁瑣炫目的儀式架勢。牛劍甚至有一套異於標準英語 (received pronunciation) 的發音腔調及詞彙，聽起來趾高氣揚，隆重其事。不過撇開這些佐料，牛劍的學術氣氛確實比哈耶更覺莊重嚴肅。精英優越感可不能靠虛文充撐，必須憑實質維持。牛劍的教學層次和評核標準，都要訂得比哈耶高。
牛劍的教學對象是優才，而優才若不自滅，就得自生。牛劍素來強調學習多於教授，老師點睛多於畫龍；當年修業，教授講課屬次要性質，聽課自由，連課程大綱和輔助講義也難得一見。牛劍的學習制度以勞工密集的小班導修為主，每周按題撰文跟導師討論，本科生導修課不超過三四人，自己當年的研究院課程是一對一。材料自理不在話下，取捨亦是主動而獨立衡量，多走冤枉路就會打通奇經八脈，有一天變成「八達通」。
相比之下，美國大學的假設教學對象可理解為平凡之輩，每門課程的內容要求、評分、每周講授課題以至相應的課本閱讀頁數，都清楚列明於第一周分發給學生的課程大綱裏，從社區學院到研究院課程、次級學校到頂尖學府如哈耶皆大略如此。這樣的模式有時接近「知識餵飼」(spoon-feeding)，可以省卻學生很多摸索的錯誤和時間，然而在提供系統化照顧和指引的同時，亦多少削弱了學生獨立探求知識及翻尋資料的主動性。
從學業評核制度亦可以瞥見英美頂尖學府的分別。美國的大學不設導修制度，在美國（包括哈耶等校）上研究院課程，講授者與評核者為同一人，教授都認識學生，評分標準亦相對寬鬆；除非是差勁藐視兼缺席，否則「肥佬」難似登天。在牛津上研究院課程，卻完全可以是上甲的導修，自由聆聽乙的相關講授，考卷論文則交由丙丁按手術室標準評核。也就是說，把學生圈為未達標準而打進地獄，只是一樁無動於中的客觀審判，並不涉及人情味或「同情的諒解」。我當年有一位來自美國東岸女子名校的白人同學，正是因為考試未達平均B+的成績底線而空手還家，攻讀兩載後落得黯然神傷。牛津這種打擊性的評核模式，也許並非平均成效最高的制度，甚至會犧牲部分學子。然而它確實在自我激發的壓力鍋中，逼出一種破釜沉舟的堅毅。不能吃苦，哪得成為精英？
有人問我，哈耶牛劍究竟應該如何排列。這個問題的意義，跟李杜高低、莫扎特與貝多芬優劣的課題性質相類，同樣無聊。且擱置莊子的哲學不論，把人與物大致衡量等級並無不可，卻絕不能強定甲乙。何況撇開曠世天才的例外，不同國家民族的聰明人，就個人而言水平都差不了多少。主要分別在於資源、環境、制度、傳統、機會等外緣因素，讓某些個體「增值」得比較全面，某些學府得以成為開展知識的凝聚點，形成足夠力量的「critical mass」，從而成為名校。終身學習原是自力之事，牛劍哈耶原是空殼。（《牛津瑣憶》之四）
文：鄺龑子
嶺南大學中文系及翻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