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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華公司的《孔夫子影片特刊》印刷精美， 今天看來還頗有特色。（資料圖片） |
說起來，一切都是緣，有緣則一線相牽。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我們家就跟其他很多家庭一樣，為了逃難，先去武漢再輾轉到了香港。也許是為了鍛煉身體，也許是為了消磨時間，我父親到南華會去學游泳，在那裏認識了有雄獅之稱的電影演員張翼，也就是後來在《孔夫子》中飾演子路一角的明星。他們時相過從，聽說張翼跟他的女友黎灼灼還帶過我父母一起去游泳，記憶中，我看過一張媽媽在淺水灣海灘的照片，這可是媽媽一生中唯一的一張泳裝照。
那時代，國難當頭，身處異鄉，年輕人聚在一起，除了偶爾運動消遣一下，還會談些什麼呢？大概會談興趣，談理想，談愛國救國之道。父親當年一定是有一番雄心壯志，想幹一番事業，所以才會在香港廣結友緣。
其實，我們家一向以經商為業，曾祖父金子仙先生是上海葆大參行的「老大」（也就是今天的CEO），在參茸界德高望重。父親自幼在葆大學做生意，但是私底下卻心儀藝術，尤其是電影藝術，曾經為打抱不平，在1934年不具姓名一擲千金，為電影《漁光曲》刊登《新聞報》整頁頭版廣告，傳為一時美談，也因此認識了電影界的一些朋友，如聯華老闆羅明佑，導演蔡楚生等。後來在香港經張翼介紹認識費穆之後，彼此惺惺相惜，因而興起了組織電影公司的念頭。
聽說，那天是1939年的九一八，一群年輕人聚在一起，商談發展大計。他們說要組織一家嶄新的電影公司，返回上海拍片，而當時在上海孤島上的電影公司，如聯華、藝華等都是以「華」字為名；此外，當天的參與者，居然有三位的姓名中包含「民」字，即金信民、費彝民、童振民，於是，大家決定以「民華」為名，組織公司，這就是「民華影業公司」的由來。
公司成立後，到底要拍什麼片子呢？費穆提出想拍萬世師表孔夫子，說是要就不拍，一拍就得與眾不同，棄絕娛樂成分。這個構思，新則新矣，卻意味着公司的開業鉅獻要不惜工本花大錢，難得的是父親是個徹頭徹尾的浪漫派，加以當時年少氣盛，不知天高地厚，居然表示熱烈贊同，竭力支持。於是，這樣一部不同凡響，規模宏大的非商業片，就在幾個理想主義者不切實際的夢想中誕生成為事實了。
根據父親後來的憶述，《孔夫子》的拍攝，的確是一絲不苟，精益求精。譬如說，上海一地，冬天是很少下雪的，導演為了拍陳蔡之厄解圍後的漫天風雪，下令攝影隊天天出外景去等雪；為了拍好陳蔡絕糧時夫子撫琴的鏡頭，足足拍了一個通宵。此外，服裝道具都得考古，配音樂器都得詳究，完美主義的導演精工出細活，求好心切的製片家也就傾力支持，奉陪到底。當時在孤島上的電影事業十分蓬勃，一般來說，一部片子耗資八千，費時數日，就可以完工，就如李麗華初出道時拍的《三笑》，前後只拍了六天，上座時卻十分賣座，而原擬耗資三萬的《孔夫子》在拍攝期間竟然不斷超支，影片從構思到完成，足足拍了一年有餘，最後的成品更花費了十六萬之多。這項投資在當時來說不啻是個天文數字，難得的是身為製片家的父親出於愛國，一味想着以這部嚴肅正派的電影來激勵民情，振奮人心，至於電影攝製時到底耗資多少，放映後能否收回成本，則似乎完全不在念中。
片子完成了，為了推廣宣傳，父親更用盡心思，費盡力氣。當時，民華影業公司印製了一本《孔夫子影片特刊》，這本特刊印刷精美，內容豐富，連七十多年後的今天看來還是頗有特色。刊物中有很多廣告，仔細翻閱下，一個又一個熟悉的商號名字映入眼簾：鶴鳴鞋帽商店——那是父親好友開的名店；幾家著名的西餐館——那是父親時常光顧的地方；還有上海赫赫有名的參茸店，幾乎傾力而出，總有六七家之多。除此之外，民華還組織了徵文比賽和乒乓球賽，希望通過學界來推廣《孔夫子》一片。這一切的背後，透現出七十年前的父親，為了製作這部創業鉅獻，不知投入了多少時間、金錢、心血與精力。多年後，我出任翻譯學會會長，學會慶祝二十周年時，為了募集經費，我請來了傅聰義演一場，募款所得，成立「傅雷翻譯基金」。當時我資歷淺，經驗少，推廣吃力，唯有請八旬老父出陣相助，記得他在酷暑烈日下，為我揮汗奔波，四處募款，數十年前拍攝《孔夫子》時的勁道與毅力，彷彿又重現眼前。
1940年《孔夫子》拍竣上映後，雖然各方叫好，反應熱烈，但是收入與支出仍然相去甚遠。據說，那時的電影戲票不過是幾角錢一張而已，因此即使天天賣個滿堂紅，也難以收支平衡。父親當年倒是想把電影推到美國去的，因太平洋戰爭發生而未能成事。結果，南洋的版權賣了四萬元，但是比起投資的成本來，仍然是杯水車薪，無濟於事。民華後來又繼續拍了《世界兒女》及《古中國之歌》兩部電影，但都因主題嚴肅，娛樂性不強而未能賣座。《孔夫子》一片更因時局動盪而輾轉遺失，1949年後，我們舉家遷台，這部曾經煊赫一時的名片，從此更下落不明了。
七十年後，這滄海遺珠居然失而復得，經香港電影資料館在意大利修復後又再重現光芒，整件事的發展像個傳奇，令人低迴嘆息不已。可惜父親已經撒手塵寰，不能親眼目睹當年的孤島奇葩在香江再展芳姿。很多人問我，父親到底是個怎麼樣的人？因為拍了《孔夫子》而千金散盡，他到底有沒有後悔和遺憾？在我的印象中，爸爸從來沒有抱怨過。他是個樂天知命，積極進取的人，當年花了這麼多心血與資金去拍攝一部主題正確的大製作，他只認為自己在適當的時候做了一件適當的事，至於後來遷台再遷港，生活不再富裕如昔，他卻仍然像顏回一般知足常樂。做好事，幫朋友，在他心目中是天經地義的要務，做了好事也不必刻意宣揚，自我標榜，「人不知而不慍」，正由於不為名不為利，才能坦坦蕩蕩，內心富足。爸爸一生並沒有飛黃騰達，聲名遠播，可是他有的是親情，友情，健康與歡笑。他的浪漫，他的真誠，他的童心未泯，愛美如命，都傳到我們子女的身上，這筆遺產，比萬貫家財更值錢，更難能可貴。記得有一回，傳媒訪問費明儀時，她說她的父親費穆是一個「偉大的人」，而我認為我的父親金信民是個「可愛可親的人」。
《孔夫子》修復公演之後，好評如潮，除了香港各院校如新亞書院，孔教學院，浸會書院等相繼放映之外，香港電影資料館更應國內外邀請，在台北，北京，乃至於羅馬、法國、瑞士、美國、加拿大等地的電影節以及藝術中心先後放映這部七十年前攝製的民華創業鉅獻。經過超逾半個世紀的沉睡，《孔夫子》終於重見天日，爸爸當年的努力與付出，顯然沒有白費。
文：金聖華
香港中文大學翻譯學榮休講座教授
香港翻譯學會榮譽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