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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鄭愁予（左三）出席城市文學節2011「與作家對話交流會」 跟大家暢談新詩創作。（作者提供） |
□ 鄭愁予（著名詩人）
■ 焦揚（本刊特約記者）
有「浪子詩人」美譽的著名大詩家鄭愁予最近來港出席城市文學節2011開幕禮，筆者藉此機會訪問了愁予先生，聽他表達對新詩創作和中華文化的真知灼見和他以詩濟世的家國情懷。現先刊登訪問上篇。
■：您的筆名叫愁予，能談談它的由來嗎？
□：愁予就是對時間一種極度敏感、無可奈何、用詩的方式表達的一個詞彙。我寫詩對於時間的敏感時刻存在。時間是無法直接表達的，因為我們不理解時間，沒有人知道時間的意義何時起、何時終、何時了。在《楚辭》裏有「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我的筆名真正說來是源自辛棄疾的《菩薩蠻》： 「江晚正愁余，山深聞鷓鴣」。鷓鴣鳥是時間的象徵，它跟別的鳥不一樣，牠啼叫的時候是春天開始，剛好是耕作的時間，他還寫了好多句子談愁：「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為賦新詞強說愁」。
說到愁我想起陳子昂，他說「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這說明詩人對時間的愁是萬古不朽的，能藉愁把個人的胸懷展現出來，它有許多層次；一談到時間，佛家講的慈悲心就出來了。李白談愁說「滌蕩千古愁，留連百壺飲」。愁怎麼是千古的呀？它不是我們留連的兒女之愁，也不是憂傷和悲哀，而是你沒有辦法解決時間的逝去：不管多麼有抱負的人，一旦時間過去了就不能夠完成心願；不管多麼堅定的愛情，時間過去了都會幻滅。杜甫說「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用間接的方式感嘆時間的流逝。
寫詩的人總要把愁字提出來，因為對時間的無奈，愁給你一個現成的意象，你寫了愁，讀者就知道你是在為時間而感傷。李清照的《聲聲慢》「晚來三杯兩盞淡酒，怎敵他晚來風急……」也是感傷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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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詩人鄭愁予在香港的文學座談會上。 （作者提供） |
□：詩人的創作一般來說年輕時大多是寫游世的詩，像我個人這樣，但是在游世的時候也要看氣質。有時候游世也同時指遊玩的遊，大概是遊戲人間的意思。而游世本身又包含濟世，是否能表現出來，那就要看詩人的氣質。
我從小身處戰亂時期，記憶中有很多深刻的戰亂中的情節，所以我後來寫游世的詩是因為作為一個詩人，我希望能到世界各處去看看，而在氣質上，總感覺時間很快就會過去，我叫它做無常觀，這是佛教借來的名詞。因為這樣，寫的是游世的詩，感嘆時間飛逝；因為時間給詩人提供最多的寫作素材，寫游世詩的同時，我也寫過濟世的詩。比方說我在1967 年發表的《衣缽》這首長詩，是希望喚起中華民族的靈魂，希望年輕的朋友了解人類美好理想的實現——像一個美好的居住環境、一個共和國能夠實現，是基於許多人犠牲了自己的時間，甚至生命和物質上的各種享受而換來的，我們籠統說就是犠牲了幸福才能夠把上述的理想實現，所以這首濟世詩是給年輕人寫的。
■：您在寫這首濟世的詩時還有甚麼特別的情愫和背景嗎？
□：我寫詩用的技巧是第一人稱，這樣的作品其中糅合了我自己的經驗和家庭的身世。我是一個國民革命軍的後裔，所以寫這首詩是用我真摯的感情寫的。當然，我沒有一首詩不是用真的感情寫的。但是我主要的作品，像大家都熟悉的《錯誤》，它是屬於游世的，但是它的內涵仍有濟世的作用，不過沒有很明顯的表達出來，因此算是青年游世的作品。到中年以後，我的三個小孩出生，我帶妻子和小孩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美國生活。開始時我寫了一些詩，我相信是用西方的方式寫西方的環境，對游世和濟世都不容易連結在一起的作品，詩是用英文寫的，只用中文作了些札記式的句子，並沒有完成和發表，這段（ 沒有發表作品）時間長達10 年之久，原因是我沒有把它整個寫的可以發表，第二也沒有地方發表。過去在台灣有《聯合報》、《中國時報》的副刊可以刊載詩，還有我所屬的現代詩社已經停辦了，因此有將近10 年的時間，我的作品沒有在台灣發表。但作品一直存在，這些作品之中就蘊含濟世的意念，但說起來仍是游世的多一些。
■：能談談您的濟世詩嗎？它又是怎樣和中華文明連在一起呢？
□：說到寫濟世的作品我得先解釋這個「濟」字。因為是濟南出生，我的乳名叫濟發。後來我研究了一些中華文明的起源——水是中華的文明，絲是文明和社會的一種運作，是從水的文明和水的文化發展出來的；另外一個是絲，絲是中華文明之中的工業和哲學，工業就是Industry，而Industry 不一定就是做手工，可以和哲學和文明的起源絲連在一起，所以絲是個很有組織性的文字：你看組織兩個字都是「絲」字旁。我從這個方面去思考，覺得寫詩要包含水的文明，我想其實詩本質上就是水，它許多狀態和水一樣：水存在於地底下變成流泉、河流、江河、湖泊、海洋等狀態，跟詩的狀態是差不多的。所以詩有的是像小溪一樣，我的詩寫小溪也寫了不少，有的是江河，情況是一樣的。而水的本質可以升到天上去變成雲彩，也可以成為霞、霧、雨、水、雪、冰雹等等，這個功用就和詩一樣。因為有這樣的認知，我說詩是萬能的，它有很大的功能，有了這個能耐就可以掌握它、運用它，而我為甚麼不用詩來做水的文明呢？所以我就找到「濟」這個字。
濟在佛教裏是個很重要的字。是說把你對宇宙的了解而產生的力量供給到生民和蒼生，除了人之外也包括其他的動物，我就用了濟字。在台灣最主要的教派就是臨濟宗。臨是身臨其境，就是走進人生去，濟是救濟的意思，拯救人的心魂。我選擇用這句話來形容我寫詩的這種心腸。我的（濟世）作品，詩的精神和內容部分就是這樣整理和命名的。
■：您說過早年追求藝術，您是怎樣結合詩的藝術和中華文化的精粹呢？
□：早年我追求藝術，從藝術到仁術。我仍然不會放棄對藝術的追求，雖然它並不是我最主要的追求，因為我已經創了一些詩的藝術形式，這些形式我可以繼續用，它還並沒有到貧乏得需要更新的程度，所以我從藝術而轉到仁術。
仁是孔子儒家思想的仁。詩是儒家的產物，儒家思想直到今天不僅在漢民族裏仍然是主導的力量，也擴及到其他民族和文化，所以儒家思想和詩同時存在。佛家信佛修佛的人不必寫詩，因為詩有很多情感，妨礙修持。詩有時敘述，敘述在佛教思想裏是不需要的，所以，佛教在唐朝的詩僧只是用詩的形式來傳道，和一般人講感情的詩大不相同。道家是反對詩的，莊子就反對詩（因為莊子是反對儒家思想的），所以詩是儒家的產物，因為儒家的本質就是詩的本質，所以仁術也就是濟世，兩者是二而為一的。仁術為甚麼是屬於形式的呢？因為你要用行仁的方式，一切都要化繁為簡，一切都要深入淺出，這是施行仁術的一種方式，所以到後來我寫的詩，我希望它的內容是濟世的、形式是行仁的，一種讓聽的人可以理解、可以感受、可以有所獲得的一種形式。
■：您的詩《雨說》歌頌生命，詩意和風格積極向上，被大陸和香港的教科書選為教材，這首詩是否您濟世詩的代表作呢？
□：《雨說》是我濟世詩當中一首在內容和形式上都很完整的詩，它的內容是濟世的，我用了許多雲呀、雨呀這些跟水有關係的意象，它的形式是用三四十年代中國大陸比較熟悉的一種方式，就是用明喻，而且是有韻的；這樣就適合年輕的讀者，可以讓他們直接了解，這就是我剛才說的仁術的一個手法。這首詩是我於1981 年獲邀到中國旅行，在此之前我讀了很多有關中國的社會、文化情況。那時文化大革命結束只有五年的時間，我覺得中國這一代的年輕人需要了解自由的意念，我說的這個自由不是政治上的自由，而是一個意念，它是創造性的，它是擺脫過去的桎梏，是擺脫文化大革命放在年輕人身上無法分辨對錯的桎梏；要擺脫這樣的桎梏就需要自由，也就是自由思想、自由意志、自由創作，這是最為重要的。
老實說，這個自由的意念在中國成長得很快，否則不會有現在的經濟大起飛，中國不會這麼快就從一個第三世界國家發展成為全世界頂尖的經濟強國之一，所以，我覺得並不見得是我濟世的詩有甚麼影響，而是證明了我的想法是對的。所以這首詩可以拿來做我濟世詩的一個典範。
訪問、撰文：焦揚
（智在傳意有限公司總監、自由撰稿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