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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信片上的是法國小說家、諾貝爾文學獎得主 阿爾貝·加繆（或譯卡繆），1954年攝於巴黎。 |
1954年，加繆陷入了人生的最低谷。三年前他的哲學隨筆《反抗者》出版後，在法國引發軒然大波，與薩特的公開論戰直接導致了法國左翼知識界與之劃清界線。在阿爾及利亞問題上的反暴力原則，更使他陷入了極其痛苦的道德困境。他宣佈不再介入無休止的論戰，認為「恐怖當道」已經完全改變了生命價值的尺度，「如果這就是正義，那麼在捍衛正義之前我先要捍衛我的母親。」——這就是加繆，一個遠比激進的薩特們來得更真實、更溫暖的作家。相對於那麼多急於標榜自身使命和歷史位置的主義、陣營而言，加繆寧願選擇一種態度，一種不崇高、不屈服於主流的態度。他真正關心的，是歷史之外的東西，是自然、生命和人間樸素的幸福，他說：「歷史不是一切」，「只有石頭，風或大海那樣存在於陽光之下的事物，永遠不會撒謊」。
1954年，選擇沉默的加繆出版了一本極優美的散文小冊子《夏天》，還寫下了一篇被許多人忽略的文章《〈反與正〉序言》。我們回過頭再細細品讀誕生於這一年的加繆作品，恍若隔世，又恍然大悟：貧窮，童年，天空，大海，廢墟，隱秘的絕望，對生活的酷愛……凡此種種無一不是加繆人生最後的傾心之作《第一個人》中的核心話語。可以說就在這一年，加繆開始反思自己的創作，力圖探尋激發自己創作靈感的根源。他將十幾年來腦海中反覆出現的意象落於筆端，先期以散文的形式發表。《夏天》和《序言》中呈現出來的太多精采段落，很容易讓人捕捉到加繆在創作發展後期最重要的思想軌跡。1954年的加繆似乎已經預感到，命運留給他的時間不多了，他試圖向大自然索要自己的秘密，試圖發現自己的內心，「無限接近自己的中心，然後堅持下去。」加繆所要尋找和堅持的中心，就是那個心底裏最珍愛的故鄉阿爾及爾，那個一無所有的家，那個沉默而不識字的母親，那個有血有肉的童年生活。在《〈反與正〉序言》中，他寫道：「每個人的內心深處都有唯一的一眼泉，滋潤他的所是與所說。……我的泉在《反與正》中，在我長期生活着的貧窮與光明交織的世界裏。」在《夏天》中，加繆這樣回憶地中海邊的懵懂歲月：「卡車聲裏少年人的夢，清晨，打扮俏麗的姑娘，沙灘，總是緊繃繃的年輕的肌肉，傍晚時分心靈的焦渴，生命的欲望，榮耀，還有那亙古不變的天空，取之不盡的力和光，永遠不滿足……」 如果說命運之神過於殘酷，讓加繆最重要的收官之作《第一個人》因為一場車禍戛然而止，那這些1954年的感性文字顯然已是這部長篇構思的雛形，其價值正好比普魯斯特年輕時的《歡樂與時日》之於《追憶》一樣。
1954年，加繆的物質生活依然落魄，精神世界尤其孤獨，在他人生最險惡的逆境中支撐他的，唯有對藝術的信念、對作家這一角色的信念。加繆的文字不媚俗，卻也絕不自我孤立，它紮根在與所有人的相似中，臣服於最卑微、最普遍的真理。在他看來，作家的使命是「用藝術的種種方式來彰表沉默的大多數，其職業的高貴永遠植根在兩種艱難的介入中：拒絕謊言，反抗逼迫。」加繆怎麼也不會想到，再過三年，諾貝爾文學獎的桂冠會落到自己的頭上，從而成就了他「寫作的光榮」。
這明信片上的加繆沒有我們慣常熟悉的玩世不恭，他的神情異常嚴肅。這嚴肅讓我突然想起《卡薩布蘭卡》中里克與伊爾莎最後對視的那個瞬間，讓你明白原來所有的不在乎都只是一個外殼，用來保護一顆最感性的心。這就讓加繆愈發顯得浪漫、迷人，令人心碎，絕對與眾不同。加繆說過，人有與眾不同的權利。
文﹕袁莉
復旦大學外國語言文學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