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奕:香港奇蹟是誰創造的?

《大逃港》封面,作者陳秉安為中國內地記者。
(資料圖片)

《大逃港》一書前年在內地出版,去年又在香港出版了繁體字版,頗有氣勢。該書的內容正如書本的副題所指出:「再現偷渡香港的歷史」,這是一條主線,作者陳秉安確實做了大量的工作,發掘出許多有血有淚的故事,寫下動人的文章。不過作者企圖引申到「找尋改革開放的導火線」是力有未逮;而嘮嘮叨叨力圖指證:真正的香港奇跡是這批偷渡人士創造出來的,這就十分礙眼了。

香港的人口結構頗為複雜,戰後以來一般是這麼說—有95%是中國人,除了新界原居民及艇戶之外,絕大部分中國人都是內地移民,有經過香港移居海外又從外國回流香港(包括其後裔)。根據中英協議,中國人向來可以自由出入香港,到了1950年5月港英單方面改變為入境配額制,初期只是針對廣東以外地區(廣東人仍可自由進入香港),後來擴大到所有人士,配額為每日50人。這個配額數字迭經改變:1972年每日55人,1979年每日150人,1980年代中期每日75人,1993年11月每日105人,1995年7月1日起至今是每日150人。那麼偷渡來港的人士到底有多少?看看《大逃港》的作者是怎麼計算的。

數字誇大 史實有誤

作者以1950年香港的人口223.7萬人為基數,乘以人口自然增長率1.7%,累計至1970年,對照1970年的香港總人口,作者認為差額就是偷渡入境者的人數。可是作者仍不滿足,他把1950至1960年這一個階段的人數重複加進去,因此得出了從1950年至1970年香港的外來移民人數為125.23萬人,扣減去這20年來依照正常手續來港的36萬人(每年1.8萬人),得出結論是「20年中,逃往香港的群眾總人數接近90萬」,這個數字令人咋舌。

暫且不論作者在上述統計中重複計算的錯誤,單是有關論述就出現三個謬誤:第一、作者寫道:「我們採用港督姫達的港英官方表述:『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為1.7%。』」。眾所周知,姬達從來沒有擔任過港督,他在港英政府的最高職位是布政司(1978年至1980年)。第二、香港的人口自然增長率每年不同,而且變動很大。作者為甚麼不採用1960年的3%(比率最高)反而用1968年以後始出現的、比率頗低的1.7%?而且只用一個比率來計算20年來的變化,就顯得很不嚴謹。第三、香港是個移民城市,除了內地移民之外,還有來自東南亞、台灣以至歐美的中外人士,但是作者把他計算所得的90萬人統統列為自內地的偷渡入境者,任何一位稍為肯動動腦筋的人就可以看出作者的粗疏。

那麼從1950至1970年這20年間,香港實際上來了多少偷渡客(亦稱非法入境者或無證入境者)?廣州中山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李若建教授有篇文章:《中國大陸遷入香港人口研究》對有關問題作了簡述,把李教授這篇客觀的、系統的文章跟《大逃港》一書煽情論述作比較,頗有南轅北轍之感。李若建在文章中列舉出香港歷年(1946至1993年)人口變動的數據,包括每年的人口總數、出生人數、死亡人數,自然增長率和遷移增長率。

從來沒有人計算過香港的偷渡人口數字,包括政府統計處,因此我們要先行計出外來移民的數字:採用上一年度的人口總數加上當年出生人數減去死亡人數,其與當年人口總數的差額就是當年的外來移民數字。據此計算出從1950年到1970年這21年外來移民總數是57.2萬人,若要計算偷渡人數還要扣減三個數字:第一個是1950年初有逾40萬人湧入香港,當時香港尚未實行入境管制,這批逃避戰亂的人在香港喘過氣後離開香港去了台灣、歐美或者返回內地,為數達25萬人以上,實際留港者是10多萬人,這批人不應列為偷渡者。第二個數字是這21年來內地的合法遷港者約為37萬人;第三個是除了中國大陸以外,世界各地的來港人士。除了上述三個因素之外,還有一個是香港向外的移民,其中最大宗是移居英國,其次是移民美國,估計約為10萬人。經過三減一加,1950年至1970年從內地偷渡來香港的人數約為30萬人上下(包括1962年外流潮的6萬多人),可見《大逃港》作者所指的90萬人屬於嚴重失實。

從1971至1980年是逃港的另一個高潮,是港英自1974年實施「抵壘政策」之後所掀起的(抵壘政策於1980年10月宣布取消,之後香港不再收容來自內地的非法入境者)。實際上這十年之中的外來移民數字起伏很大,其中兩年甚至出現負數。匡算所得,這十年的外來移民計共53.3萬人,再根據上述的幾個因素予以加加減減,那麼1971至1980年的偷渡人數是在40萬人左右。

現在可以計算出從1950年到1980年,這30年來偷渡來香港的總人數當是70萬人左右,至於這段期間的合法遷港人數則為60萬人,合起來共為130萬人,與當年實際情況(總人口506.3萬人)相若,即是有25%的人口是解放後合法或非法的「新移民」。這是從有案可稽的數據統計出來,並不是拍腦袋拍出來的。

別有用心影響判斷

由此可見,《大逃港》的作者引述人口數字很不嚴謹,再舉一個例子,作者寫道:「從1947年到1950年,究竟有多少所謂的『大陸難民』通過『對外走廊』逃到了香港呢?估計總數達200萬人之多。」不用推敲了,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作者的荒謬,因為1950年香港總人口數字是223.7萬人。哈哈!原來香港是個只有「20多萬」人口的小島,卻可以一下子容納「200萬」人湧來,作者毫不猶豫地引用這個「估計」,並不是作者的粗疏,而是他的心坎中另有打算而左右了他的判斷力。

作者在描寫國民黨特務劉立福1955年的活動時寫上兩句:劉立福「回到觀塘家中」和「在尖沙嘴泡歌廳」,作者可能不知道「官塘」這個海灣是1954年開始填海至1957年完成並改名為「觀塘」的;而70年代以前的尖沙嘴是安謐的高級住宅區,不似現在那麼燈紅酒綠不夜天;還有,60年代香港還未出現歌廳呢,台灣名歌星姚蘇蓉、青山70年代初來港獻藝都是在戲院演唱的。又如他在寫到一位偷渡者來到香港之後,「二十幾個人擠住在一間破貨櫃改裝的房間裏面」,時為1957年,香港已經出現了「貨櫃」而且是「破」的,真是天方夜談。作者又引用港英在1954年推行的徙置計劃並指稱是所謂惠澤措施,這個描寫反映出作者未能理清幾個方面的關係,他把香港貧民、大陸難民、大陸偷渡者混為一談,不獨時空相隔,更是眉毛鬍子一把抓,於是出現了不少想當然之筆法而「浮想聯翩」了。

作者寫道:「深圳河邊的一些村莊,男勞力全部跑光,留下一些跑不動的老人、婦女。有個生產隊只剩一個跛子。」「寶安縣有30萬人,而在香港的寶安籍人呢,也近30萬,哪來的呀!」本人隨手取一個數字與之作對照:中國著名的僑鄉廣東台山亦有類此數字,台山市的常住人口為98.4萬人,而在海外的華人華僑包括港澳同胞卻有130萬人(據台山政府網頁),不妨也問一句:哪來的呀?

香港奇蹟是誰創造的?

有人說,人類的歷史就是一部遷移史,人類被迫遷移的原因有多種,簡單一句是尋找生活。就在內地大批人民逃來香港期間,而被認為非常繁榮的香港卻有大批人口逃到海外,新界一些村落勞動力跑光、一片荒涼。請看看:沙頭角區的牛屎湖村原有100多名村民,只剩下了一個六十多歲的老婆婆;同區的橫山腳村只留下一個50多歲的老頭和一個60多歲的老婦;谷埔村原有十家人只剩下一家。據港英新界民政署發表的1964至1965年度的年報中透露:在過去數年間,大約有三萬名新界農民離鄉背井到英國各地謀生(據1966年1月9日《文匯報》)。發展到今天,移居英國及歐洲各地的新界原居民(及其後裔)據不完全統計約有20萬人,哪來的呀?另一方面,新界沙頭角、西貢等地的無人村落卻在不斷地增加,這筆賬又該怎麼算呢?在數以十萬計的無證入境者湧來香港的時候,香港同胞並不認為這些人來到香港是跟他們搶飯碗的,雙方一視同仁默默地忍受着低工資的剝削來謀生。新界原居民亦沒有埋怨這些同胞,他們因為那幾年在新界務農無法維生,為了尋找較好的生活,他們不得不離鄉別井遠迢迢地跑到英國去謀生,如此而已。他們從來沒有問一句「哪來的呀?」

《大逃港》的作者兜兜轉轉地舉出一些不很成熟、未經深思熟慮的例證,他的目的很簡單,就是力圖引出其結論,是用老四號(20p.)字體刊登在其書的封底:「你聽那些『專家』分析這個指標、那個政策,他們懂得香港嗎?他們懂得甚麼是真正的香港人嗎?真正的香港奇迹,是我們這些人,是我們這些冒生死被逼上了梁山的人,用眼淚,用血創造出來的!—一名從深圳偷渡至香港,後來發跡的商人」

噢!原來是這樣,在他們的眼中,甚麼李嘉誠、鄭裕彤……還有甚麼獅子山下的精神統統要歸邊,原先居住在香港的同胞看來只是匍匐於港英殖民主義的順民,香港奇迹原來是他們那些偷渡人士創造出來的。

作者是這樣作出他的訓迪,余欲無言。

按:在1962年外流潮時,我曾跟隨廣東省委工作隊登上深圳梧桐山堵截外流,身分是香港記者,搜集原始材料提交香港新華社寫內參,相信是當年唯一一位香港人上過梧桐山。      

文:周奕
退休傳媒工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