鄺龑子:無分階級的精神貴族

牛津大學的著名建築之一:Radcliffe Camera,
現為Bodleian 圖書館的文科書籍藏館及閱覽室
(作者提供)
很多年前,心中就形成了一種文化印象,覺得英國有點像個步入垂暮的長者。

長者的精力半退,地位和經驗仍廣受尊崇。他的腦筋依然是靈動鮮活的,心態卻盤旋濃厚的回溯味道。他懷有積澱豐厚的智慧,同時亦糾纏矛盾難解的心結。

這個國家目前仍然是歐洲三大領袖之一,絕不能形容為「衰退」。然而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降,國力無疑已走下坡。

打從二十多年前負笈牛津的日子起,我就不大能理解英國人作為高級經濟體系的國民,究竟是如何維持高質素物質生活的。目睹稅率物價兩高昂的福利社會,加上房屋貸款、食糧衣物、煤電交通以至啤酒球票等生活雜項,可以猜想一般英國人的銀行戶口不會積存很多儲蓄,足以應付不時之需。從唯物而唯心,單說從牛津到倫敦六十英里的一小時火車旅程,非高峰時間的來回票價就高達四十英鎊(約港幣五百元);試想一個牛津歷史系或藝術系的學生,即使身懷三分一車費優惠的英國鐵路局學生鐵路證,如何能夠自由即興地隨時跑到倫敦大英博物館盤桓一天,沉浸於文化實物中具體學習?

牛津體現精英文化

從皇室的認受程度、古跡文物的普遍性以至標準語言的氣派,英國文化所給予人的印象,是一種沉澱而自傲於歷史優越感的風度和格調。曾幾何時,朗日的光芒在地球的運轉中無間斷地照在大英帝國征服的某片土地上;這對於一個資源不算特別豐富而人口有限的國家來說,無疑是一種驕人的霸業成就。牛津可算是這種文明格調的精髓。

當然,我還未親身領悟實質的牛津精神之前,已從遠距離外感受到某些玄虛的氣派和形式。對於不少牆外人,這些表象已足以構成一種高不可攀的優越性和神秘感,教人敬仰供奉。當年僥倖被取錄後,香港大學一位任教語言學的年輕英國助理講師就曾滿腔羨慕地詢問:「How did you get into Oxford?」「牛津」一字,似乎已足以令他肅立敬禮。我隨口胡扯了一句「By filling in a form」(填表的),答非所問。真的這般震懾人心嗎?

我非常尊重牛津的學術精神,卻並非膜拜權威的學生。素來拙於充撑外表營造自我形象, 主觀上頗厭惡像伊頓(Eton)公學那樣培養學生未具內涵先充氣派的裝腔作態;那些未有實際而先擺姿勢的燕尾服飾,娛樂性猶不如普通的小丑衣。學院早就通知我們要穿着禮服出席入學簽名儀式,我卻把飛機的行李配額填滿了書本,西裝放在海運未抵的鐵箱子裏,披着一件風衣了事。其後,大學又要求我們出席全體新生的正式入學儀式(matriculation ceremony),我乾脆逃學缺席,結果點名時被發覺,須要重新出席補過。

牛津是精英國度精英文化的至精體現,其體制像古今中外的宮廷文化一樣,虛文架勢和階級門限特別五花八門。例如學院的交誼廳(common room)就清楚劃分為上、中、下(senior, middle, junior) 三等,不得踰越;餐廳設有高桌,非尊貴分子不得登堂上座。出席學院稍為正式的聚會就要求西裝筆挺,因為目的不只在於聯誼,而且是練習提升自信,從而培養未來的政經工商領袖增加氣派。不消說,我全都謝絕去這些損神耗時的昂貴社交活動。學習自然是海濶天空、無涯無盡的,卻不必包括奢華煩囂的項目。

現代人看中古事,劉姥姥入大觀園,都不可能完全理解。譬如說,我從來不明白為何部分老師和院士,總喜歡披着殘皺的黑袍,從課室而飯堂,在歲月中替它鍍上厚硬暗彩的餸菜汁液。如斯外表真的那麼型格,足以昇華自我價值嗎?我更無法理解「牛劍」(以及名氣稍遜的愛爾蘭都柏林大學)獨有的學位升級制度,即取得文學士(BA)而推算至入學起的六至七年後,付出低微的費用即可提出申請,搖身變成文學碩士(MA)。有時聽見時髦人士讚某君學問出眾,是牛劍MA,毫不知曉學位原來是零售郵購回來的;這類展覽無知的嚴肅笑話,換得會心一哂。如今全球大學的碩士都是要求正式修畢課程的高等學位,牛劍此等煞有介事的中古陳跡,結局早就應該跟殖民主義看齊了吧?

牛津講課如行雲流水

貴族形式主義和繁文褥節以外,當年的牛津確實散發着一種優良而濃厚的精英學術氣氛。世上唯一可以合理存在的貴族,大概是無分社會階級的精神貴族,而登堂入室的首要條件,在於思想與判斷的自力和獨立。牛津自傲而貫徹實行的方針之一,正在於它是一處「學習之所」(learning institution) 遠過於「教授之所」(teaching institution) 。也許可以說,牛劍的教學對象是思想自賴和行事獨立的優才──不管是先天或後天之才。

就自己的學習及教授經驗而言,美國的大學的假設教學對象可理解為平凡之輩,美國式的講課趨向招數清楚的系統性傳授。牛津式的講課則往往是言隨心運,不必有軌跡可循,道行高深者但如行雲流水,往復於天南地北之際,結合視聽享受,卻未必讓人容易抄錄筆記。美國式的研究論文指導大體脈絡分明,牛津院士卻有些同時間指導數十名博士及碩士研究生;學生除了偶然到導師的辦公室喝點葡萄酒聊天外,就是獲點睛一二後閉門修煉,各自悟出「獨孤劍譜」之道。這種模式會因學系及個別導師而稍異,總的雖不免令學子多走一些冤枉路,卻能夠在艱苦中練就出獨立無懼的精神,終身受用。

我暫時無法見證或衡量二十一世紀的牛津教學氣氛如何,因為不論東西南北,後現代社會的青年愈見剛愎自用而不擅獨立自賴,同時今日的英國精英學府已平民化和商業化。不少大學爭相開辦盈利可觀的授課碩士課程,吸引繳交昂貴學費的海外學生,自然也趨向較有系統的知識餵飼,以提高非母語學子的學習成效。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牛劍亦無可避免把精英培訓局部擴張為普及化的「產業」。但不管目前的情況如何,當年領受默化的「正宗」牛津精神,無疑是一種自主、自力、自覺、自新的心智訓練。

嚴冬一月,令英國倍顯蒼茫,重訪牛津更感深邃。從大學圖書館走出來,一陣寒風拂目,不覺拿出紙筆,隨心寫下兩句詩: 「崑崙韻調千年在,一曲浮生入遠空」。
(《牛津瑣憶》之一)

文:鄺龑子
嶺南大學中文系及翻譯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