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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不哭——這句話表達了市民對膠州路大火哀思。（資料圖片） |
顏永京
是的，為表達自己心中對公共事務的責任感而害羞和緊張。
出生在上海王家碼頭的聖公會傳教士顏永京，是我最欽佩的本地歷史人物，如今，他幾乎被淹沒在近代史中了。他是如今能查到的史料中最早的一個抗議制止華人進入外灘公園的公園園規的人，當時他正在同仁醫院教授心理學，在史料裏卻成了醫院的年輕醫生。那還是十九世紀後期，中國還處於封建帝國的末年，上海處在租界的第一次發展高峰期，從新技術到新思想，以及沒有污水四濺的街道，處處代表嶄新的未來。顏永京在公園門口不得入門，向工部局申訴被搪塞，於是，他將現代城市公民的公權利和私權利的論述，從英文翻譯至中文，特意發表在上海的華文報紙上。這是上海人第一次接受公民教育。
此後，上海人，從清末的道台到傳教士，從小商人到世襲的買辦，包括住在亭子間的文人和住在滾地龍裏的青年工人，走南闖北的革命者，或者寄宿在教會學校，會客都有嬤嬤跟隨的女學生，這些人從十九世紀六十年代到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為華人在租界公共場所的納稅人權利，奔走呼號六十年，直至公園成功開放。在公園即將開放時，有人特地在英文報紙《北華捷報》上發表文章，自發地向對此抵觸的僑民社會承諾，中國人既能要求公民權利，也一定會遵守公民義務。這時，顏永京已經去世快四十年了。他當年翻譯過來的「公權利」，被再次翻譯回英文，出現在上海的英文報紙上。
這是中國第一個接受過公民教育的城市，這城裏的人，有城市公民的傳統。這是一個由十九世紀的通商口岸發展起來的中國城市，世界上並沒有多少個城市的市民，像上海人那樣，兩百年來經歷過如此劇烈的世事變遷，和從未休止過的艶羨與詬病，他們小心翼翼，卻從未束手無策。這個城市魚龍混雜，但各司其職和明哲保身，一直是大多數上海市民基本的處世之道。適當的距離感但是也能互助，適度的冷漠但是善意，是從鄰里關係到同事關係皆可通用的基本模式。
八十年後，在街上手持菊花，仍令人不自在。
持菊者們
離膠州路余姚路交界處愈近，手持菊花的行人也就愈多，三三兩兩的花販把守在每個通往膠州路的街口上，他們腳踏車上載着的，清一色都是菊花。靠近大樓的各個街口，四面八方都封了路，公交車也早就改了道，馬路突然就顯得格外遼闊空曠。這時，有輛黑色的越野車緩緩開過街道，從它的天窗裏，端端正正伸出一束黃色的菊花。
交通管制，警察正在引導人群從延平路進入。延平路上已擠滿了人。人們表情平靜，少人喧嘩。小孩子紛紛被男人扛在肩膀上。他們肥短的雙臂護着一束菊花，安靜地東張西望。遠遠望去，他們鮮艶的衣服，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救生圈。年輕人穿得素淡，大多一手握着花，一手舉起各種小巧的照相機或者新款的iPhone4照相。也有人低眉斂目，只默默跟着人群前移。那些年輕人，平時總是宣稱，自己只是努力吃喝玩樂，其實他們不是這樣的。
我原以為，來這裏的應該大多數是年輕人，但實際上，緩緩移動的人流中，男女老少，什麽年齡的人都有。我也曾猜想過，來的應該都是上海市民，但實際上有不少外地口音的男女老少。這不是什麽特殊人群，這就是上海大街上，或者菜市場中，或者地鐵站裏，處處可見的普通市民。中年人伴着孩子，或者攙扶年邁的父母，雙臂左右開弓，掛着長柄雨傘，挽着父母沉重的呢子外套，吊着鼓鼓囊囊的包包，以及闔家午餐後，從飯店帶出來的打包盒，中年人拖泥帶水，但臂彎裏必攏有一抱菊花。
長長的，等待獻花和致哀的隊伍，讓我想起世博會場館外的隊伍。那時，上海是何等驕傲和快樂地作為東道主，將整個世界展示在眾人面前啊。安靜地排隊，這是世博會用了半年時間培養了我們的教養，做城市的主人，這也是世博會給市民的自信。只是沒想到，這麽快就在膠州路上得到檢驗。
再往前走，就能看見世博會排隊時用的白色圍欄攔住了三分之一的路面，前面的人群納入圍欄，在圍欄裏向前移動。在前面，膠州路余姚路交界處，焦黑的大樓下，已被烤焦了的梧桐樹旁，菊花鋪天蓋地。
人群外有個中年男人正在賣花。我招呼他過來，向他買兩束花。他說：「十塊一束。」
我吃了一嚇，忍不住責備他：「你怎麽好掙這種錢。」
也許我的聲音太尖，他的整張臉都變紫了，立刻說：「好啦好啦，那麽五塊錢一束。」
我一邊付錢，一邊忍不住再嘮叨：「這裏不可以掙錢的。」
他抓過那張藍色的紙幣，團在手心裏，一閃，就不見了。
我嚇着他了。他臉紅，害怕，閃人，這也是一個無證花販子的良知吧。
致哀的隊伍太長，有人插隊。和世博園裏發生的情形相似，人們習慣從圍欄盡頭插進來，似乎圍欄是秩序，而圍欄後的隊伍就可以無視。我去提醒那些插隊的人往後看一眼，看一看我們這些從延平路盡頭排隊過來的人，我們排了四十分鐘才見到圍欄。「難道做這件事也要插隊的嗎？」我生氣地看着插隊者手裏的菊花，控制着我自己的手。在二十歲的「小白菜」那裏，我學到過志願者的規矩，當你勸阻時，不得碰觸對方的身體。但大多數人唯唯喏喏，卻不肯退出去。
這時，在我身邊一直沉默的年輕男子，輕輕向他們的背影說了一句：「如果連排四十分鐘隊的誠意都沒有，其實就不必去獻花了。」
在延平路的一個電綫杆下，我看見幾個年輕女子站在一張複印的「上海不哭」海報下派發菊花，每人三枝。她們應該就是網上流傳的派花白領吧。我看見有記者握着帶長鏡頭照相機，正試圖與她們攀談，但她們臉上都淡淡的，邊敷衍邊後退。那個表情，讓我想起富民路口的年輕男子。
人們自發而來。有人說那天來了十萬人，有人說來過二十萬。有人說在市區交通監控的大屏幕上，他看到人流從四面八方的街口向膠州路聚集，令人震驚和感動。後來，我漸漸知道，我的許多朋友，那天都從家裏出發去延平路，排隊，獻花，鞠躬，然後從膠州路離場通道離開，回家。說到這麽做的原因，有人是因為小時候曾在附近住過；有人是因為太太的第一份工作的辦公室，曾在這附近；有人是因為同事家在這棟大樓裏，出事後，同事在辦公室裏只說了一句話：「現在我的全部家當，就是身上穿着的這套衣服了。」有人和我一樣，家中剛剛也有老人過世，對失去親人的痛楚感同身受；有人和我孩子一樣，曾在這裏補習過功課；這些都是一個個獨立的個體微小而真切的動力，毫無他想。
因此，來送一束花，鞠三個躬，在警察引導下離開，這就可以了。交響樂團的樂手來演奏《聖母頌》，肅立，靜聽。一曲畢，與樂手一起默哀，然後離開，這也是可以的。遇難者家屬來到路口，他們先是吃驚，後來向人群鞠躬致謝。彼此淚眼婆娑，但仍都保持着靜默，就是這樣。
花的永恆
接近大樓了。人群莊重起來，沒有人大放悲聲，沒有人東張西望，沒有人搶道。靜默的隊伍在細雨中黑壓壓地向前移動。空氣中飄散着成分複雜的焦臭，和被雨霧激發出來的新鮮菊花的清苦氣味。我真不認識這個如今鋪滿鮮花的街口了。
隆重的大花圈，是上午市裏的長官們特地來送的；嵌有照片和寫着一些字的花圈和花束，大多數是遇難者的朋友和親人送的。沒留下任何特殊記號的菊花束，那是普通的市民送的，整整齊齊擠在一起，蓋沒焦土。我的菊花像兩滴落入大海的水滴那樣，匯入其中。
菊花沉甸甸地落到地面上。這花是為了悼亡，為了表達同情，也是不能原諒的符號。撫心而問，我不能原諒膠州路居民樓大火的發生，也許永遠不能。
入夜，鮮花還在源源不絕而來。我的朋友專門去為花朵照相，她說，深夜的街道上充滿菊花苦澀的清香，路燈照耀的白色或者黃色的花朵，束束都被環衛工人豎着靠起來，那樣可以騰出地方來，放下更多的花。她說，那裏非常安詳，甚至可以形容為永恆。
我聽說，鮮花在那裏駐留了一整夜，又一整天。第二天夜裏，環衛工人換上乾淨的制服，在清理鮮花前，列隊向膠州大樓鞠躬致哀。然後，他們將鮮花小心翼翼全都搬到幾輛大巴士上，送到火葬場焚化。這天他們沒有用垃圾車清運。
是的，這是不同尋常的菊花，誰的心裏都很明白它們的分量。
我想有一天，那個路口上會豎立起一尊鋼鐵做的菊花，作為永恆的紀念。（二之二）
文：陳丹燕
上海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