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歐梵:閒話王文興

張曉卿頒發花蹤最高榮譽獎項—世界華文文學
獎給來自台灣的文學家王文興。(資料圖片)
台灣名小說家王文興得到今年的「花蹤文學獎」,可謂是海外華人世界的最高文學榮譽。編者約我寫篇稿,以資慶祝,因為我是王文興的老同學,應該對他的文風十分熟稔,但更重要的原因是(據編者說)香港的不少讀者看不懂他的文字,「唔知佢講咩」?我覺得這一個評語似乎有欠公允,為什麼王文興的《家變》在台灣是暢銷書,最近他又得到台灣的「國家文藝獎」,研究和評論的文章車載斗量,但在香港卻如此沉寂,找不到知音?難道香港的文化水平如此低落,比不上台灣?為什麼他的同班同學和「現代文學」的共同創始人白先勇在香港的粉絲無數,聲望如日中天?

獨特文學語言呈現代生活

我想主要的原因是語言問題。王文興是一個徹頭徹尾的現代主義作家,以獨特的文學語言呈現現代生活的現實,特別是內心生活,這種語言必須把日常生活的習慣用語或表達方法「陌生化」,營造一個小說中的世界。總而言之,王文興的小說是語言的產物,而不是直接反映現實的照相機,所以他艱澀難懂,甚至是曲高和寡。

然而這一套學院「形式主義」的說法,也太過籠統,未免忽略了王文興作品演變的過程。為了寫這篇文章,我重新翻閱王文興的早期短篇小說(收在他的《十五篇小說》一書,台北洪範書店),讀來饒有興味,內中有些作品都是他在台灣大學外文系做學生時代寫的,因此我也可以作個見證。

王文興在初入台大時已經讀完英譯本的杜斯妥耶夫斯基的《罪與罰》,從這本名著中他領悟到小說的「寫實藝術必須內外兼具:小說人物外在的行為出自內心的動機,而內心的世界永遠較外在的更複雜」。因此他從開始就不注重情節的鋪陳,而專注於捕捉人物本身的瞬間感受。但他並沒有用「意識流」的手法,而是用一種源自福樓拜——他認為是法國最好的小說家——的客觀描述。王文興在大學二年級已經讀了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這位法國作家的寫實,風格極度客觀,毫不傷感,也最忌傷感。想當年大家還在「情竇初開」的人生階段,同學還在讀《簡愛》、《咆哮山莊》之類的浪漫小說,王文興已經寫出短篇《最快樂的事》,以不到一頁的篇幅描述一個青年人在第一次性經驗後的幻滅,他自言自語說:「他們都說,這是最快樂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 然後自殺。

這篇小說的文字簡潔,十分易懂,觸到一個文學上的大主題﹕「成長小說」中的「initiation」,但卻一反其道,青年在嘗禁果之後沒有長大成人,反而更孤獨絕望。我認為王文興的所有作品,都隱含了一種孤獨,這種孤獨不但使得小說中的人物和外在的現實疏離,而且為王文興的「客觀」文體加上一層乾澀的味道,記得我用了一個英文字形容它「arid」,他頗同意。我還記得他非常用功,非但勤讀西洋小說(在此期間他又讀了卡夫卡、卡繆、海明威和佛克納等不少其他歐美現代作家),而且勤作筆記,把不同的文體和詞語抄下來,反覆琢磨,為的是提煉他自己的文體,所以稱他為「stylist」,並不為過。

王文興的文體,逐漸演變到《家變》時期,又添加了一層詞句肌理的濃度和節奏感。《家變》在當時台灣文壇造成極大的震撼和爭論,但一般讀者多批評其內容大逆不道,作者竟敢挑戰中國自古以來的儒家孝道倫理!但我們如果放寬視野,在西方現代化文學中,這種叛逆態度早已司空見慣,至少《家變》中還沒有明寫亂倫,也沒有「人吃人」的隱喻。記得當時鄉土文學論戰正方興未艾,王文興被圍攻,他在道德批評的眾目睽睽之下毫不畏懼,甚至在一場大會中,還故意說出一句妙語:文學的目的就是「愉悅」——創作和閱讀文本的愉悅,此言一出,全場嘩然!如今時過境遷後思之,這不就是羅蘭巴特那句銘言嗎?當時的文評家還不知道羅蘭巴特是誰?

其實《家變》的文字不難懂,只不過內中缺少一個能令人同情和同掬一把淚的人物,而最後的結局更是一反「情節劇」的高潮:出走的父親(這個情節本身也一反「五四」的模式)沒有回來,兒子和母親反而相安無事,過得很快活。殊不知王文興最反對的就是這種通俗倫理的「大團圓」結局,他寧願視「欠缺」(他另一篇小說的題目)為常態,這也是現代人的命運。

廣東話難抓小說節奏韻律

到了《背海的人》,才確實是對讀者最大的挑戰,這個長篇小說分上下兩集,初讀時實在詰屈聱牙,開頭第一句就是一連串的「粗口」,幾乎把讀者罵出小說世界之外。這本小說非但難懂,而且難讀。但他的愉悅性偏偏要讀出來才能完全領略得到。

記得多年前在台北的一次學術會議上,有人責難王文興,說《背海的人》非常難讀,而且根本讀不出來,不料王文興不慌不忙地站起來,用他的男中音嗓子,把全書的第一段從頭唸到尾,毫不費力。我在場第一次體驗到他的文字的節奏感,然而這種節奏感是不規律的,如果打起拍子來更難,猶如荀貝格的音樂。《背海的人》從頭到尾也是獨白,主角在演一場獨角戲,全書最後一句是:「喂,救命,救命,……」這位自稱「爺」的中年人最終被殺了,不能發聲。不知台灣是否有人把它改編為舞台劇或廣播劇?這又令我想起另外一位現代主義的大師——劇作家貝克特,王文興當然熟悉他的作品。

這篇小說以南方澳為背景,但在我的心目中根本沒有地方背景,小說的舞台是抽象的,空無一物,就是一個「說話的頭」(talking head)作長篇的獨白,它可能打破台灣文學有史以來所有獨白的長度。演起來卻需要有戲劇性,甚至故作誇張,帶點荒謬喜劇的意味。在印出來的小說文本中,作者早已把各種讀法仔細地標誌出來,一清二楚:空白處要停頓,塗墨字體的詞語要唸的重一點,注音符號照唸,取其聲韻,還有某些文字旁邊劃的豎線,我還是搞不清用何種讀法。這齣戲如譯成外文,最好是德文,因為德國的「表現主義」喜劇和電影提供了不少先例(更遑論荀貝格的「說話」樂劇(《Pierrot Lunaire》)。

那麼。是否可以用廣東話演出或讀出?這就難了。《背海的人》說的是什麼口音?王文興用國語(普通話)讀,但偶然也夾有其他方言口音——四川話?福州話?小說中提到:「爺還表演蘇州、揚州、蘭州跟福州的方言土音」,可見「獨白」中的口音應該是混雜的,當然還帶有台灣口音的國語。但香港人用粵語來讀,恐怕難度甚大,也很難抓住那種的節奏和韻律。我為此曾請說粵語的妻子唸小說中的一段,她唸了不到兩分鐘就唸不下去了,而且是全無節奏感。也許這也是香港讀者不能參透王文興作品的原因之一?用廣東話讀古文,或以古文為基調的白話(如白先勇的語言),沒有問題,然而王文興的語言卻複雜得多,內中不乏古文,但更多的是從早期五四白話文提煉出來而自成一體的現代白話文,但我覺得王文興自己讀得稍嫌文雅,不夠粗獷;台灣詩人管管曾經在一次學術會議上以略帶北方方言的口音朗誦一首詩,聽來卻恰似我心目中的「背海的人」。

以上這些觀點,除了個人閱讀心得外,還得自台灣剛發行的一部關於王文興的紀錄片《尋找背海的人》(林靖傑導演),內中作者現身說法,讀了不少自己的文章,極為珍貴。最後還有一段是作者和三位樂師合作「讀奏」小說中的片段,甚為精采,音樂頗為新潮,甚有荀貝格味。此片即將在港上演,王文興亦將於11月5日下午與另外兩位名家—余光中和楊牧—在油麻地百老匯戲院的Kubrick咖啡店亮相,有心讀者不可失之交臂。

文:李歐梵
香港中文大學講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