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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5 年，北京天壇進行修繕，梁思成和林徽因（左） 在祈年殿匾前合影。（資料圖片） |
如果從十九世紀七十年代的晚清派遣留學生算起，中國的留美學人一撥又一撥，無論是回國報效祖國的，還是定居美國的，已經有許多代了，值得史學家專門做留學生歷史的研究。最近看了一個《梁思成林徽因》的紀錄片，覺得拍得很美很有詩意，尤其是把他們那代學人的理想主義的浪漫情懷表現得淋漓盡致。像梁思成和林徽因那樣學貫中西的海外學子，毅然選擇回到當時中國那麼落後的環境中，只是想把自己的學識貢獻給國家，希望能够通過自己的力量改變中國落後的局面。看了他們的生平描述，我非常感動，尤其看到那麼有才情的林徽因在日本侵略戰爭中不得不隨着丈夫四處逃難，而最後染上了肺炎，不再美麗，生命也慢慢走向了盡頭，我不知不覺中留下了眼淚。當看到梁思成主張保護北京古老城牆的建議不被政府採納時，我彷彿能够感受到他內心如刀絞似的痛，真是每挖一塊城牆就像挖他的心一樣，理想和現實的衝突讓我們看到這些老一代海歸悲劇的一面，但是同時我們又不得不為他們純淨高貴的赤子之心和愛國之心喝彩。
二十世紀四十年代，錢鍾書在長篇小說《圍城》中描述了一個像方鴻漸這樣的「多餘人」似的海歸。由於受到西方的文化洗禮，他有坦誠和嚮往自由的一面，但是回到中國惡劣的人文環境中，他只能感到非常孤獨，在親人中找不到共鳴，在朋友中找不到共鳴，在婚姻愛情中也找不到歸宿，成了一個典型的孤獨的「多餘人」。通過刻畫這樣一位「海歸」形象，錢鍾書不僅辛辣地諷刺當時中國社會的病態，而且把海歸們在心靈上的無所歸依深刻地展現出來。在方鴻漸身上，我們已經看不到多少老一輩海歸的理想主義的光輝，看到更多的是一位即使回到了自己的祖國還仍舊被心靈的「圍城」所圍困的海歸。
當今的海歸也許趕上了所謂的「中國盛世」，如魚得水，絕不會像方鴻漸那樣成了社會的「多餘人」，而是活躍在各個行業裏，成了社會主流，成了不同層次的領軍人物。但是，由於失去了晚清和民國早期海歸們的那種浪漫的理想主義情結，當今的海歸們更加務實，更加講究要適應中國社會，而不是去改變這個社會，也很少人會為這個社會的畸形而感到靈魂的扭曲。在物質主義極大發達的社會裏，他們的撈錢意識成了主導力量，於是不自覺地選擇隨波逐流，該賺錢的賺錢，該包二奶的包二奶，在道德倫理淪喪的社會裏享受着燈紅酒綠，享受着海歸身分帶來的特殊待遇，在社會的大染缸中漂浮沉迷，一點都沒有「多餘人」方鴻漸所感受的靈魂的掙扎與心靈的孤獨。
比較起這幾代海歸，我還是最懷念早期的英姿風發的梁思成們和林徽因們，即使他們最後還是逃脫不了悲情的命運，他們的心靈卻是最為強大的，也是最為美麗的。當今的海歸們雖然趕上了吃香的喝辣的中國盛世，可是他們的心靈卻最為孱弱，靈魂也最為迷失。即使腰纏萬貫，心靈已經變得荒蕪一片。
文：劉劍梅
作家、美國馬里蘭大學
東亞語言和文化研究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