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酒國》、《受活》、《兄弟》等三部長篇小說的作者莫言、閻連科、余華，是中國大陸當代文壇最富有靈魂活力的作家。（除了這三人之外還有賈平凹等。）所謂最有靈魂的活力，是指他們具有文思泉湧、不斷創造的特點，即作品一部接連一部，一部超越一部，既不重複他人，也不重複自己。這是五四新文學運動以來少見的現象。深刻影響美國精神的大散文家愛默生說過一句話：唯一有價值的是擁有活力的靈魂。如果說，高行健在西方表現出漢語寫作的活力，那麽，莫言、閻連科、余華、賈平凹等作家的價值，則在於他們呈現了大陸中國當代寫作的活力。
（2） 三部小說的歷史語境：《酒國》於1989開始寫作，1992年完成。這之後莫言又出版了《食草家族》（1993）、《師傅愈來愈幽默》、《豐乳肥臀》、《檀香刑》、《生死疲勞》、《蛙》等，最後一部完成於2010年。閻連科的《受活》完成於1994年。這之前他已出版了《日光流年》、《堅硬如水》等七部長篇。這之後他又出版了《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四書》等長篇。余華的《兄弟》出版於2005年，這之前他出版過《活着》、《許三觀賣血記》、《鮮血梅花》、《戰憟》、《現實一種》、《世事如烟》、《黃昏裏的男孩子》、《溫暖和百感交集的旅程》等。
莫言、閻連科、余華出現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又在本世紀頭十年續領風騷。他們生活和寫作的年代是中國現代化進入高潮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不是發生一般性的變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所謂大轉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的大轉換。這三十年，中國打開國門，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國社會產生了千年之裂變：中國從鄉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開始了一個被稱作「現代化」也可稱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歷史裂變時期。國家精英轉入城市，工商業空前興盛，整個時代的主題是「發展」二字。但是「發展」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則是「道德」的崩潰。十七八年前李澤厚先生（中國當代最卓越的哲學家）和筆者共著的《告別革命》（已有韓文版）早已指出，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即總是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中前行。歷史主義講的是「發展」，倫理主義講的是「善」（道德），發展中付出道德代價是無法避免的，人們可做的只能是盡量減少代價。這是思想者理性的認識。但是作家的認識卻往往偏於感性，他們往往只對時代作出倫理評價並通過自己的作品呈現歷史發展中血淋淋的代價。上述三部小說所呈現的正是中國急速城市化之後，城市中所發生的人性變態和道德淪喪的罪惡。這種罪惡駭人聽聞，充滿狂熱病毒與血腥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設道德法庭，只是冷靜地描述，但其筆下所展示的情景讓讀者看到中國整個倫理體系的瓦解，道德邊界即良心邊界的倒塌。為了達到享受現代生活的利益目標，現代化的先鋒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以至不惜「吃人」、「吃嬰兒」。骯髒、污濁、卑鄙、無恥，這些歷來責駡不道德的字眼，已經不足以批評城市的黑暗，只有對「真實」社會狀態的呈現能說明一切。莫言、閻連科、余華共同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物質的强烈刺激下，人已變成另一種生物。這種生物乃是欲望的動物，金錢的動物。這種動物除了擁有語言之外，與禽獸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的話，那就是比禽獸更貪婪，更瘋狂。隨着人的變質，城市也發生變質，即如巴爾扎克所說的「世界已變成一部金錢開動的機器」。這種生物的口裏念念有詞，甚至還標榜某種「主義」，而實際上共同崇奉一種偽宗教，這就是「金錢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
這三部小說揭示的「現實」均非常「片面」，幾乎完全看不到歷史發展中的光彩，但都獲得一種「片面的深刻」，這就是都深刻地見證現代工業文明的發展造成了人性的巨大病態甚至人性的整體異化。這種深刻的警告帶有普世意義。西方物質文明的發展也帶來人性的墮落，只是速度似乎沒有中國這麽快速。
（3）莫言的《酒國》寫的是一個叫做「酒國」的城市。這個城市在現代化的激光照射下，完全變成一座花天酒地的奢侈王國。酒國中人，從上到下皆用烈酒主宰生活。酒讓每個人的欲望充分燃燒，並直接成為「酒國」的血液與靈魂。這個城市的勞動模範是個身高僅有75厘米的侏儒余一尺，他所以發財是因為他的大酒店發明了一道菜，叫做「嬰兒餐」。這種嬰兒開始時是用蓮藕、銀白瓜、豬肉和火腿腸等原料製作的，後來城市的居民進而在「一胎」之外另生產真嬰兒而讓這道奇菜名副其實。於是，酒國變成了吃人國：在酒席上吃紅燒嬰兒，在烹飪學院販賣嬰兒，在課堂裏教授如何殺嬰炒菜。吃人國裏的女人再次懷孕僅僅是為了提供美餐原料即出售孩子，當被出售的孩子因水燙而哭鬧的時候，媽媽所關心的並非孩子的痛苦而是擔心燙傷的孩子會影響市場價格。人性滅絕到如此程度，恐怕不是「現實」中的實有情節，但為了金錢而榨取童工的廉價勞力和造成孩子心靈方向的迷失倒確實是工業文明發展曾有的產物。
（4）閻連科的《受活》產生於《酒國》之後大約十年，此時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新的高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進一步顛倒混亂。小說中的主角之一，雙槐縣的縣長劉鷹雀，在「現代化」刺激下變成一個妄想狂，他為了讓自己的「子民」發財致富，竟構想出一個古怪的巨大工程，決定在本縣受活莊附近建造一座列寧紀念堂，並組織代表團，準備到莫斯科去把列寧遺體買回來安放在山上的紀念館裏，以吸引全國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瞻仰，從而收取數不盡的入場參觀費。為了建造紀念館，他又把受活莊上百個殘疾人組成絕術表演團，在各地巡迴演出並引起轟動效應。列寧，這一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他的遺體以及它所象徵的最高價值，也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一種可作買賣的商品，一種可以騙取錢財的工具。
企圖以購買列寧遺體而實現發財夢，可能只是作者虛構的故事，並非「寫實」，然而，它又反映出現代化狂熱中的一種鐵鑄的「真實」，這就是列寧的名字所蘊含的理想、信仰完全被物質的巨大潮流席捲而走，一切價值理性包括最高的精神價值已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商業潮流，不僅使「斯文掃地」，而且使昔日的偉大偶像也一概掃地。
（5）《受活》產生十年後才是《兄弟》出場。21世紀初期的物質追逐已進入到了白熱化。此時不僅俗氣的潮流覆蓋一切，而且俗到了「史無前例」即中國數千年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程度。《兄弟》寫了兩個時代，一個是文化大革命的時代，一個是現代化大潮流洶湧澎湃的時代，兩個時代都使人性喪失。前者用棍棒剝奪了人的尊嚴與生命，後者用金錢剝奪了人的品格與靈魂。在後一時代裏，主角即兄弟之一的李光頭變成了暴發戶。這個本有窺伺女陰惡習的幸運兒，發大財之後從人還原為縱欲的動物。在欲望的驅使下，他走向瘋狂，竟然舉辦全國處美女比賽，然後以驗證是否真處女為名，姦污了一個個應徵比賽的女子，而所有應徵的女子為了錢財，也心甘情願充當被洩欲的器具，在比賽過程中，騙子製造的假處女膜竟然成了最暢銷的商品，男男女女全不知人間有「羞恥」二字。小說的情節雖屬虛構，但一種真實卻完全令人信服：在金錢的强烈刺激下，遺忘道德的男人和女人，變成失去基本行為規範、沒有靈魂的肉人。買賣肉體成了光天化日之下的正當行為，不僅出賣肉體的女兒心甘情願，而且女兒的媽媽也完全認可。只要有錢賺，禮義廉恥是可以不要的。初期的、粗糙的城市時代，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不要臉」的時代。
（6）有些批評者說，《兄弟》等作品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這種論點過於籠統，似是而非。實際上，這三部小說都寫了一些守持道德底綫的純樸的中國人，以《兄弟》為例，一兄一弟就分道揚鑣，和李光頭不同，宋鋼的傳統人性並沒有消失。這三部小說的鋒芒恰恰不是指向傳統國民性，而是指向非傳統的病態現代性。小說所揭示的是，現代化的魔鬼般的誘惑力，使當下中國人成為欲望的人質，連中華民族傳統的表面道德工夫（如仁義廉恥）都不顧了。中國國民性中確實有許多弱點，如世故、圓滑、精神勝利等等，但從未落入「無恥」。被欲望所激發出來的無恥，完全是「現代化」的負產品。
（7）《酒國》、《受活》、《兄弟》三部長篇對現實的批判均帶徹底性，因此不約而同，三位作者所採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會感受和病態發現推向極致，其對現實與人性黑暗面的見證也都超越一般的現實主義。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極度誇張、黑色幽默等方式帶入文本，以突出現實的荒誕屬性。西方二十世紀的荒誕戲劇與荒誕小說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荒誕作品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側重於對荒誕的思辨，如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另一類是側重於揭露現實的荒誕屬性。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審判》。無論是遙居海外的高行健還是留住大陸的莫言、閻連科、余華，其作品都是側重於批判現實的荒誕屬性。而且，批判得極有力度，讓人讀後驚心動魄。其藝術效果不是讓人感動，而是讓人震動。
文：劉再復
學者、作家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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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言《酒國》封面（資料圖片） |
莫言、閻連科、余華出現於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又在本世紀頭十年續領風騷。他們生活和寫作的年代是中國現代化進入高潮的時期。這個時期中國不是發生一般性的變動，而是整個社會的大轉型。所謂大轉型，是指基本存在方式和基本價值觀念的大轉換。這三十年，中國打開國門，隨之而來的便是中國社會產生了千年之裂變：中國從鄉村時代進入城市時代，開始了一個被稱作「現代化」也可稱為「全球化」的急速城市化歷史裂變時期。國家精英轉入城市，工商業空前興盛，整個時代的主題是「發展」二字。但是「發展」所付出的巨大代價則是「道德」的崩潰。十七八年前李澤厚先生（中國當代最卓越的哲學家）和筆者共著的《告別革命》（已有韓文版）早已指出，歷史總是悲劇性地前行，即總是在歷史主義與倫理主義的二律背反中前行。歷史主義講的是「發展」，倫理主義講的是「善」（道德），發展中付出道德代價是無法避免的，人們可做的只能是盡量減少代價。這是思想者理性的認識。但是作家的認識卻往往偏於感性，他們往往只對時代作出倫理評價並通過自己的作品呈現歷史發展中血淋淋的代價。上述三部小說所呈現的正是中國急速城市化之後，城市中所發生的人性變態和道德淪喪的罪惡。這種罪惡駭人聽聞，充滿狂熱病毒與血腥味。作者在作品中不設道德法庭，只是冷靜地描述，但其筆下所展示的情景讓讀者看到中國整個倫理體系的瓦解，道德邊界即良心邊界的倒塌。為了達到享受現代生活的利益目標，現代化的先鋒不擇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以至不惜「吃人」、「吃嬰兒」。骯髒、污濁、卑鄙、無恥，這些歷來責駡不道德的字眼，已經不足以批評城市的黑暗，只有對「真實」社會狀態的呈現能說明一切。莫言、閻連科、余華共同揭示的一個基本事實是，在物質的强烈刺激下，人已變成另一種生物。這種生物乃是欲望的動物，金錢的動物。這種動物除了擁有語言之外，與禽獸沒有任何區別，如果有區別的話，那就是比禽獸更貪婪，更瘋狂。隨着人的變質，城市也發生變質，即如巴爾扎克所說的「世界已變成一部金錢開動的機器」。這種生物的口裏念念有詞，甚至還標榜某種「主義」，而實際上共同崇奉一種偽宗教，這就是「金錢拜物教」和「本能拜物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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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閻連科《受活》封面（資料圖片） |
（3）莫言的《酒國》寫的是一個叫做「酒國」的城市。這個城市在現代化的激光照射下，完全變成一座花天酒地的奢侈王國。酒國中人，從上到下皆用烈酒主宰生活。酒讓每個人的欲望充分燃燒，並直接成為「酒國」的血液與靈魂。這個城市的勞動模範是個身高僅有75厘米的侏儒余一尺，他所以發財是因為他的大酒店發明了一道菜，叫做「嬰兒餐」。這種嬰兒開始時是用蓮藕、銀白瓜、豬肉和火腿腸等原料製作的，後來城市的居民進而在「一胎」之外另生產真嬰兒而讓這道奇菜名副其實。於是，酒國變成了吃人國：在酒席上吃紅燒嬰兒，在烹飪學院販賣嬰兒，在課堂裏教授如何殺嬰炒菜。吃人國裏的女人再次懷孕僅僅是為了提供美餐原料即出售孩子，當被出售的孩子因水燙而哭鬧的時候，媽媽所關心的並非孩子的痛苦而是擔心燙傷的孩子會影響市場價格。人性滅絕到如此程度，恐怕不是「現實」中的實有情節，但為了金錢而榨取童工的廉價勞力和造成孩子心靈方向的迷失倒確實是工業文明發展曾有的產物。
（4）閻連科的《受活》產生於《酒國》之後大約十年，此時中國的現代化進入了新的高峰，整個社會的價值觀也進一步顛倒混亂。小說中的主角之一，雙槐縣的縣長劉鷹雀，在「現代化」刺激下變成一個妄想狂，他為了讓自己的「子民」發財致富，竟構想出一個古怪的巨大工程，決定在本縣受活莊附近建造一座列寧紀念堂，並組織代表團，準備到莫斯科去把列寧遺體買回來安放在山上的紀念館裏，以吸引全國以至全世界各地的人們前來瞻仰，從而收取數不盡的入場參觀費。為了建造紀念館，他又把受活莊上百個殘疾人組成絕術表演團，在各地巡迴演出並引起轟動效應。列寧，這一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領袖，他的遺體以及它所象徵的最高價值，也成了中國現代化運動中的一種可作買賣的商品，一種可以騙取錢財的工具。
企圖以購買列寧遺體而實現發財夢，可能只是作者虛構的故事，並非「寫實」，然而，它又反映出現代化狂熱中的一種鐵鑄的「真實」，這就是列寧的名字所蘊含的理想、信仰完全被物質的巨大潮流席捲而走，一切價值理性包括最高的精神價值已變成了赤裸裸的金錢交易。商業潮流，不僅使「斯文掃地」，而且使昔日的偉大偶像也一概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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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華《兄弟》封面（資料圖片） |
（6）有些批評者說，《兄弟》等作品是對中國國民性的批判。這種論點過於籠統，似是而非。實際上，這三部小說都寫了一些守持道德底綫的純樸的中國人，以《兄弟》為例，一兄一弟就分道揚鑣，和李光頭不同，宋鋼的傳統人性並沒有消失。這三部小說的鋒芒恰恰不是指向傳統國民性，而是指向非傳統的病態現代性。小說所揭示的是，現代化的魔鬼般的誘惑力，使當下中國人成為欲望的人質，連中華民族傳統的表面道德工夫（如仁義廉恥）都不顧了。中國國民性中確實有許多弱點，如世故、圓滑、精神勝利等等，但從未落入「無恥」。被欲望所激發出來的無恥，完全是「現代化」的負產品。
（7）《酒國》、《受活》、《兄弟》三部長篇對現實的批判均帶徹底性，因此不約而同，三位作者所採取的文本策略都是把自己的社會感受和病態發現推向極致，其對現實與人性黑暗面的見證也都超越一般的現實主義。三位作家均把「魔幻」、「半魔幻」、極度誇張、黑色幽默等方式帶入文本，以突出現實的荒誕屬性。西方二十世紀的荒誕戲劇與荒誕小說均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這些荒誕作品大體上可分為兩種類型，一類是側重於對荒誕的思辨，如貝克特的《等待果陀》；另一類是側重於揭露現實的荒誕屬性。如卡夫卡的《變形記》、《審判》。無論是遙居海外的高行健還是留住大陸的莫言、閻連科、余華，其作品都是側重於批判現實的荒誕屬性。而且，批判得極有力度，讓人讀後驚心動魄。其藝術效果不是讓人感動，而是讓人震動。
文：劉再復
學者、作家
美國科羅拉多大學客座教授